中国教育

　　安德斯·弗洛德施特洛姆 (Anders Flodstrom) 教授：1999年就任瑞典皇家工学院院长。于1985年成为瑞典皇家工学院材料物理学教授，1988—1991年担任瑞典皇家工学院工程学院院长。他曾担任施乐帕洛阿图研究中心研究员、瑞典国家科学技术学院研究员。他还曾担任瑞典知识基金会首席行政官、瑞典工程科学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以及瑞典林雪平大学校长。

　　弗洛德施特洛姆教授认为，今天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创新和新产品、新服务以及新公司的兴起。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证明，产业和社会进步的动力是技术研发。因此在未来，需要着重强调普通学科，即那些处于基础自然科学和实用型科目之间的技术科学学科，我们可以从这一领域开发新的应用。为了向其他社会发展所需的学科提供尽可能大的支持，工程/技术科学必须占据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位置。将技术视为对自然科学的应用是过时且狭隘的观点。比如，生物科学实现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工程和技术研发。

　　弗洛德施特洛姆教授分析说，今天，公司赢利的方式有了新的变化，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在各个领域开发新产品，以此获得更多的利润。早期的公司从事非常专业的某个领域的研发，但现在公司的研究更多的放在产品上，而把专业的和基础的研究交给大学去做。这样，大学就和公司建立了新的关系，大学帮助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领域发展新产品，在创新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技术创新要善于运用大学的资源，因为成本较低。大学成为通常拥有足够研究宽度的“机构”，在学术研究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大学开展研发，服务于企业。创新既是大学的责任，也是企业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在未来，商业和产业之间越来越明确的交互作用，无论是在短期内还是长期内发展新产品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新的网络所在。大学和产业的研发环境一般是相互补充的，然而它们也是相互重叠的。

　　弗洛德施特洛姆教授认为，技术创新预示着技术研究是使创新发生的“种子”。这颗种子只有在学术和产业公司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能成长。从长远来看，客户需要的意愿与研究者的能力紧密相关。技术创新经常是在不同知识和观点交汇的集体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关于科技创新的发展有两点十分明显的限制：研究经费太少，在公共资助的研究和工业产品发展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大学里开展战略性、基础性的研究十分艰难。公共研究资金优先考虑的是我们称之为基于好奇心的研究。

　　他认为，创新一般存在三种状态。创新存在的一个极端状态是大公司。对于在斯卡尼亚或是阿斯塔扎尼卡的工业研究者来说，创新过程通常进展很顺利。充足数量的设想和结果都是由公司挑选，又通过技术、设计和市场最终转换成产品。创新的另一个极端状态是从大学研究过程中派生出的公司，换言之，在瑞典更为普遍的就是年轻的小公司建立。在瑞典，对于形成新公司、创造新就业机会和新工业结构的压力更大，因为在这里大公司扮演了相当久的主导角色，并且产品发展和企业形成也是以一种平行的方式产生。因此，企业家角色在瑞典甚至更为重要。新产品的发展，无论是在小公司和大公司，都需要十分清晰的企业家职权。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一个中间状态。例如在生命科学方面就很常见，即将小公司发展为独立的、更大规模的公司，只需将它们卖掉，就可以把形成公司基础的创新由大企业转化为应用。一些类似的概念公司已经学会可持续发展了，公司的产品就是创意——它们已经发展到可以销售、产生市场公司的阶段。对于全球化商业环境中的小国来讲，这将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模式。

　　弗洛德施特洛姆教授认为，今天所发生的大部分更新都可通过技术创新获得。可能在10年之后就不再是这样，因为必须要提供更大量的工作。大学的研究，可能100个研究成果里有1个能转化出一件商业产品。所以从全局观点来看，创造出一个能够改善工业政策能力的结构，以便提升国家创造的新方法、新产品，进而产生新公司的能力更加重要。这样的发展只有通过基于大学、工业、基础设施、工作生活环境、社会发展等不同水平的紧密合作和网络才能够实现。这里有一个更好的系统，商业和大学间的建设性会议被创造，这将带来更多新的成功的产品。奥秘就是如何在公司和研究者之间安排这些极其重要的会议——未来幸福的关键。

　　他指出，正是技术大学用它们的高等教育和技术基础研究帮助这些成为可能。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保持它的研究和产品发展，那么政府在大学、学院和机构的投资一定是有活力的。这是一项迫切的政治任务，它对一个国家持续竞争力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必须由自己的科学家来开展那些从长远来看对国家发展有益的研究。假定在每一所大学开展的实际研究都必须考虑到大学自身的战略，它的知识基础，自身状况的分析，与工业的对话等是合理的。开展有竞争力的研究必须要有接近国际竞争力的设施，否则也不可能进行这些项目。这些设施包括图书馆、实验室和先进的研究设备。不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还是充足数量的合格研究者：教授、讲师、研究助理和博士后。一套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使研究能力的培育成为可能，主要通过大量的博士生，他们是这一类型研究项目的主要研究力量。

　　他强调指出，许多国家需要一个汇集商业、研究和教育的政策，以便统筹政府部门、市政当局、大学、机构、公司和其他参与者一起工作来构建创新体系整体。仅有研究和发展是不够的，必须要将新想法转化成新方法、新产品和新公司。创造一个良好运作的创新体系就像在讨论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增加或减少利率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整体图景在这里更为重要，在这张图上，为能提升国家实力的工业政策创造根本结构，长期来说，就是创造新方法、新产品和新公司。

　　弗洛德施特洛姆教授最后指出，一个成功的国家创新体系需要资源，以便于未来工业增长的必要技术研究能够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运作，并能支持未来的工程师和博士们的培养。瑞典现在的研究政策意味着知识供给常被看作是国家的任务，而商业和工业发展则被看作是公司的任务。在创新体系上的投资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因为事实是，新经济总会冒险在那些已经具有对未来知识的人和那些没有未来知识的人之间创造增长的空间。

（摘自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