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2006年6月7日，一身白衣白裤的曹湘凡出现在湖南省汉寿县二中第38考场。这是他38年人生中的第12次高考。

　　他的准考证号是072303810。“我都不需要准考证了。”曹湘凡自嘲道。因为这里的监考老师早已经认识他了。

　　几年来，每次当他踏进考场，最初总会被考生误当作监考老师。当考生们发现他坐在考生的座位上时，便有人开始窃窃私语，甚至朝他指指点点。起初他很窘迫，不过现在他已经不觉得尴尬了。“这有什么，还有60多岁的人参加高考呢。”他说。

　　几乎每一次参加高考，曹湘凡都会像今天一样穿上白色衣裤。因为，“白色是一种象征，”他说，“参加高考很神圣”，“大学很圣洁”。

　　曹湘凡第一次高考，是在1987年。全班60多人，只有10多人“杀”过预考，取得了高考资格，曹湘凡便在其中。

　　他指望高考能改变命运。因为，15岁那年，曹湘凡离开汉寿县城100多里外的老家，走了10多里山路搭车到县城读高中，这一走，六兄妹中这位惟一的高中生，就不想再回去了。

　　与那个马路不通、没有电灯、到处都是茅草屋的村子相比，县城里的电影院、文化馆和新华书店对曹湘凡充满了诱惑。他读了《红楼梦》、《简爱》和《罗密欧与朱丽叶》，还常眼巴巴地看着小青年们伴着外国摇滚乐，在溜冰场里潇洒地穿梭。这一切都强烈刺激着他：“我不能待在农村！”父母也希望他能成为“国家干部”。

　　但第一次高考，他只考了397分，离最低的录取线还差60多分。

　　他很快开始了复读。但是，第二年高考，曹湘凡又一次落榜。这一回，他觉得“暗无天日”，“完蛋了的感觉”。他几乎不敢出门。有时上山砍柴，一大早就出门，天黑了再回家，怕撞见熟人。

　　他听到父母叹气，心里便“充满了负疚感”。以至多年后，曹湘凡都见不得人失望地叹气，摇头，脸上挂起无可奈何的表情，这些都可能让他抽搐和发抖。而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也一直不敢正视父母的眼睛。

　　终于，1989年第三次高考前，“因为压力太大”，曹湘凡病了，头脑眩晕，有一个多月不能读书。他又一次失利。

　　这一年，他的不少同学结婚成家，大他两岁的哥哥也已经有了孩子。但这不是曹湘凡想要的生活。他甚至有些不屑：“他们初中都没毕业，不懂得什么理想，只要有饭吃就很知足。”

　　而村民们看他也像看一个怪物：“农民不像农民，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他连长在稻田里的稗子也分辨不出。

　　也是这一年，一位高中同学考上了太原的警校。9月，曹湘凡穿一身白色中山装，来到太原。宽阔的林荫道，戴着白手套、踢着正步吼口号的警校学生，叠得像豆腐块一样的被子，这是曹湘凡最初的大学印象。同学给他找了一个铺位，借来一套警服，穿上去，“俨然警校生的感觉，仿佛一只脚已经迈了进来”。

　　在这里，曹湘凡第一次跳起交谊舞，在灯光明亮的学校舞厅里旋转。100多人围着篝火，点起蜡烛，表演各种节目，一直闹到凌晨一点。曹湘凡还大大方方地高歌一曲《我的中国心》，赢来不少掌声。

　　“这是我人生中最浪漫、最难忘的时光。”曹湘凡回忆这段“大学生活”，两眼放光。

　　这位“脱离了苦海”的同学，“原来的成绩比我还差”，这样想着，他便有了自信。“一定要考进大学！”他更坚定了。

　　但是，一个多月后，曹湘凡又病了，自言自语，“神经兮兮”。1990年元旦前，他不得不回到湖南家中。他在村里跑来跑去，走到哪家就在哪家吃饭。他到处发表演讲，慷慨陈词：要在村里修敬老院，铺设火车轨道，修建飞机场，减轻农民负担，等等。

　　“读书读傻了。”村民们摇头叹息。父母则偷偷抹泪，后悔不该送他读书。他被诊断为“躁狂症”。

　　“我当时以为自己考上了大学，不是农村人了，像做梦一样。”曹湘凡有点不好意思。

　　父母接受了医生的建议，让他少动脑，多干体力活。于是，曹湘凡被介绍去县城做蜂窝煤。然而，跟煤炭打交道的半年里，曹湘凡看到几位考上了大学的同学回到县里实习。“一个学校出来的，命运怎么就不一样？”他不甘心，心想，“知识能够改变命运，还是要读书！”

　　父母急了。父亲跑到乡邮电所给学校打电话：“你们不能收这个学生！”

　　不过，1991年，曹湘凡还是参加了高考。这回，他以467分的成绩上了专科线。通知书来了。可是，已经欠下近2万元债务的家人算了一笔账，觉得读个专科不划算。

　　这年11月，曹湘凡偷偷跑到广州，在建筑工地上开始了打混凝土的生活。他只有一条裤子，常常打着赤膊和水泥。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到中山大学的校园去转转，趿着一双烂拖鞋，身上还沾着水泥浆。至今，这所大学的校训，他还能脱口而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