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3月10日，是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接受议案的最后时段。

　　住在湖北大厦的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校长侯杰昌，赶在晚上6时之前将一份由他亲笔起草、并征得31位代表签名的议案———《应对入世挑战，加快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提交到大会议案组。

　　当他回到房间不久，一位工作人员扬着手中的报纸快步向他走来：“侯校长！侯校长！今天报纸发了消息，教育部首次放开部分专业设置权，6所高校中有武汉大学一个。”“怎么这么巧？”对这一消息期待已久的侯校长顿时觉得有些兴奋，“本来，这两天我们正准备抽时间去教育部谈谈允许学校自主设置专业的事情，没想到这么快就批下来了。看来，改革是大势所趋，上上下下都想到一起去了。”

　　侯杰昌是新武汉大学的跨世纪校长。自从1956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广东梅县考到武汉大学物理系，就再也没有过离开美丽的珞珈山。历史给了他机遇。几十年来，他不仅亲眼目睹了这所百年老校的历史变迁，作为一校之长，还亲自领导并参与了蓝图的绘制工作———“把武汉大学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

　　作为教育战线的人大代表，每一次开会侯杰昌都会带来有关教育问题的议案。最近一个时期，他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加速培养国际性的一流人才去参与世界竞争。“国际化”成为近期侯校长嘴里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他多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说：“过去我们培养的人才主要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现在不同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全球化的发展契机。未来的人才竞争将是国际范围内的竞争，人才的培养标准、评价标准也一定是国际化的标准。这就是挑战。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教育手段、教育管理都应有相应的转变。”

　　朝着国际化这样一个目标，武汉大学努力在多方面进行积极而有效的改革探索。

　　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学校成立了“特别评审委员会”，对学校亟需的一些特殊人才，特事特办。这些人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就不一定按每年评定一次的常规进行；

　　学校将在国际上扩大与著名大学的校际交往，争取让更多的学生具有“在国外学习的经验”。其实，早在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就与武汉大学相互承认学分及学生资格，文理学士毕业生成绩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

　　学校开设了多种多样的双语课，你可以听到用纯正英语讲述的孔孟之道，也可以听到用原版英语教材授课的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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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转变都是轻而易举的。坐在校长的位子上，侯杰昌对于原有体制上的种种束缚也有着许多切身的感受。

　　早在4年前，中国尚未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之时，武汉大学就曾考虑过新设一个WTO专业，以应对未来的需要。但是按照规定，学校开设本科专业必须经过主管部门的严格审批，而且时间相当长。没有办法，学校只好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以开办WTO强化班、试验班和双学位班的形式，通过法学院、商学院、外语学院开展多学科的交叉教学培养新型的复合型人才。这一举措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一间300多人的教室，常常是人满为患。

　　在提笔写议案的时候，侯校长考虑一定要把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自主权的问题作为重点提出来。虽然这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但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又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他在议案中写道，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而根本出路在于教育行政部门要对高等学校真正简政放权，切实执行《高等教育法》和其他教育法规，尊重和发挥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权利。简政放权的内容尤其应包括允许高等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发放学历文凭，等等。“6所高校专业自己定”的好消息无疑给了侯杰昌代表一种信心。他用一种近乎于表态的语言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呼唤诚信。武汉大学作为一所百年老校、百年名校，我们是非常珍惜自己的历史和声誉的。我们只会开设那些市场上有强烈需求，而我们的师资条件又具备的专业，绝不会因眼前的一时利益玷污了学校的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