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科大学生偏爱搞笑 “恶搞班剧” 营养还是垃圾
曹操:我方还剩多少人马?
蒋干:只剩物理学院的学生那么多了!
曹操:哈哈,天无绝人之路啊,我们尚可一战,再探!
蒋干:哎呀!主公不好,我方人马只剩物理学院的MM那么多了!
曹操(跌坐):看来只能速速北归了,快快再去打探!
蒋干(一会儿,干回来伏曹身上痛哭):555……
曹操:如何?
蒋干(哽咽):主公,我方兵马只剩物理学院的PPMM(就是漂亮MM之意)那么多了!
曹操(仰天长叹,痛不欲生):嗨,这样说来,我方已全军覆没了……
《三国演义》的著名片断已经面目全非。这雷人的恶搞,来自北京某高校物理学院的一个班剧《赤壁之战》,参与编排的男生胡亮钧今年大三,至今未找到女朋友。胡亮钧觉得,“恶搞班剧”就是对自己大学时代“一把辛酸泪”的另类概括。
女友难寻觅 班剧来调侃
胡亮钧对理工科院校男女比例失衡一直耿耿于怀。他的QQ签名上写道:“我的意中人是个绝色大美女,终有一天她会骑着喷火的恐龙来嫁给我,可是我看见了她的坐骑,却没有看见它的主人……”
而在胡亮钧身边,类似的梦想成为“双截棍”却始终停留在“光棍”阶段的哥们儿,大有人在。胡亮钧和几个同学一琢磨,便把这种不满编进了自己班的班剧《赤壁之战》里,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尽管女生们纷纷对男生这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行为表示强烈鄙视,但由于男生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赤壁之战》拿到系里演出那天,“笑果”极好,用胡亮钧的话说,“一百多匹狼,笑起来差点儿把教室屋顶掀了!”而那天负责拍摄视频的同学,由于笑得直不起身,最后拍出来的视频也东歪西扭的……
可即使这样,这个视频被放到学校论坛上之后,点击率仍然超高。一名男生表示,这个班剧让他特别有共鸣,“因为生活中就是这样,在我们学校一个女生只要五官各就各位,那么男生绝对是随她挑随她甩……”
胡亮钧为笔者罗列了一系列各班曾经编成班剧的题材:如何与楼管阿姨周旋潜入女生宿舍、如何应对野蛮女友、如何挂科逃课考研等等,只要是大家身边的真实故事,他们都会信手拈来排成班剧。
有一次,胡亮钧在去食堂的路上看见一对吵架的情侣,女生在大声训斥男友之后,抓住男友的头发往电线杆上猛撞,然后扬长而去。那个惨遭暴力的可怜男生在众人围观中仰天长嚎:“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搞笑而经典的一幕给胡亮钧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他就编了一个小班剧《孙二娘进×大》,把理工科校园“女权时代恋爱”的图景勾勒得活灵活现——据说笑喷了很多人。
尽管在剧本上,胡亮钧常常借用经典的名著桥段做“外壳”,但其内容无一不是针对校园中的小事儿进行善意的嘲讽。“经典”与“无厘头”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得恶搞班剧在校园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追捧。
笑话一箩筐 班剧来重现
主持人:班长、支书,来说说你们的昨天、今天、明天吧!
支书:送走学长迎新人,大二同学抖精神,推研情况挺闹心,数理方程累死人。谢谢!
班长:累死人你谢它干啥?
台上煞有介事地表演着,台下的已经捂着肚子笑出了眼泪,喝彩声起哄声起伏不断——这不是崔永元和赵本山在春晚的节目,而是清华大学材料系颇为经典的一部恶搞班剧——《昨天今天明天》。这个戏自2003年出炉以来,一直火到现在,成为了清华大学班剧的“标杆”。
《昨天今天明天》这个班剧“山寨”了赵本山的经典小品形式,将团支书和班长的生活植入访谈,用“东北腔”和“互相损”的传统,把学生学统计、学材料科学的苦水吐了个干净,而大一不让带电脑只能蹭机房的经历、社会工作和学习难以平衡的现象等等都被幽默了一把。
因为学习压力本来就很大,学生们自导自演的“恶搞班剧”就成了大家宣泄紧张情绪的一种渠道。
大三男生王旭把校园附近的“叮当快餐”(外卖)和大学生的“宅人生活”也编进了《昨天今天明天》的班剧版本里。原来,王旭班上有个男生经常在宿舍里一宅就是一整天,一日三餐几乎全靠“叮当快餐”解决,是校园里的“发霉级宅男”。尽管舞台上没点宅男的名,但台下那个男生一下子就意识到是在说自己,又好气又好笑地大声抗议,而同学们早已笑做一团了。
清华理工班剧这种“蔫儿坏”的恶搞传统,被材科系06级学生于超继承并发扬光大。他主创的班剧《材科传奇》同样走写实路线,极尽搞笑之能事,在校园里很有些“粉丝”。
“我班里有个喜欢偷零食的男生,总是借故到各个宿舍串门,和人讲话的同时,顺手就将同学的食物全部占为己有。于是我就把他拍进了班剧里。”于超笑着说,“我拍他的时候你猜他怎么说?一见我拿着一兜子的零食,他就眼放绿光地说:导演,要不今晚先算彩排。”
于超甚至把自己作为原型也编进了班剧里——有一个胖男生体育总不及格,两个朋友就把他的自行车放了气,逼他每天跑步。“这是为了感谢两个经常陪我跑步的朋友。”于超不好意思地说,调侃,其实也是一种温情。
电影大解构 笑中带辛酸
用自己的表演来制造恶搞的情境,在有的学生看来,还不够过瘾。“恶搞电影”,也是一种班剧形式。
“恶搞电影”的风格类似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就是由创作者消去电影原音,配上自己的台词,通过剪接造成与原版画面一样,意思却截然不同的反差效果。不同之处在于,学生们往恶搞片里灌输的都是自己新鲜的大学生活,体现了大家的奇思妙想,看起来趣味盎然。
薛鲲是一所部属重点大学的学生,别看他才上大二,却已经参与制作了系里两部“恶搞电影”的小短片。这个嘻嘻哈哈的小男生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把身边的滑稽和荒唐“连成段子”,但他引起的哄笑无数次破坏了课堂纪律经常让老师头疼。上了大学,没了那么多约束,薛鲲憋足了劲儿想做点儿真正有意思的东西。
薛鲲下手折腾的第一部电影,是美术片《小蝌蚪找妈妈》。在他的解构下,片子成了《小蝌蚪找关系》。片中的小蝌蚪是一群“想通过关系找工作的大学生”,但是找了许多人都碰壁而归,因为“关系浅,难办事,没机会”。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位高权重的远方亲戚蛤蟆大婶,工作的事情才有了点眉目。这个片子的灵感,来源于薛鲲身边那些为了找一份工作焦头烂额却苦于没有机会的师兄师姐,他们的遭遇让薛鲲觉得难过又彷徨。片子完成以后,在同学们中很快风传开来,薛鲲觉得,“也许是触动了许多人的心事吧。”
有时候薛鲲也会远离这些沉重的话题,因为“描述沉重,只会让人更沉重”。薛鲲最近在忙活的片子,是恶搞的《三枪拍案惊奇》,风格偏向搞笑。这将是一个“面条制作技术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发现自己财物被盗,而后发动各种关系进行追踪的故事。之所以以学生会主席作为“主角”,是因为薛鲲觉得这些混学生会的人在校园里很吃香,遇到什么问题,总能找到各路高人相助。虽然剧本还在筹划阶段,但是身边已经有好几个同学要抢着预订“配音演员”的角色了。
恶搞的班剧 营养or垃圾
每当一个新的恶搞或幽默班剧诞生的时候,大家总是会被身边有创作天分的同学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无拘无束的行为所惊讶,然后狂笑,继而折服。对于学生们来说,即使这只是一场无关逻辑道德和思想包袱的全民娱乐,他们还是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这些都纯属自娱自乐,也许我们的确是不够尊重经典,可是大家高兴不就好了吗?”薛鲲从不否认自己的“肤浅”,但也从不否认自己对于恶搞剧的热爱。
对于学生们来说,经典反用的这种恶搞形式有时也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小得意”,感觉高高在上的经典也充满了喜剧效果。胡亮钧说:“恶搞的班剧就是一种流行,如果我们一本正经,每句话都向原著致敬,那也就没人爱看了。”
而事实上,年轻人的恶搞早已有之,并不为中国独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张教授说:“这个问题有一个后现代的背景。年轻一代的反叛恶搞,对现有秩序的颠覆,对主流或经典的解构,在大众文化里是很流行的。”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嬉皮士运动的兴起,就是人们反叛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张教授解释,在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概念里,这样的运动叫做“反文化”。在中国,很少有大规模的反文化运动。反文化不单单是颠覆和恶搞,它有内在的关怀和思想、内涵在里面,包含着对现状和对主流文化的不满。“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觉得学生们的恶搞剧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形成了主流文化的霸权,这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利。”
但是中国校园里的“恶搞班剧”,最终会成为精神上的营养品,还是垃圾快餐呢?
“如果学生们的恶搞一直停留在纯搞笑层面,那么这些恶搞并不能留下任何东西。恶搞最终能以什么方式呈现,是由喜欢恶搞的这一代人去回答的。”张教授语重心长。
学生们对于“恶搞班剧”,充满了热爱;而在张教授眼里,“恶搞班剧”需要的除了热爱,还有宽容和思考。他说:“如果若干年之后,回头再来看这些‘恶搞班剧’的发展轨迹,也许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社会逐渐成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