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3月30日，经过修缮的清华学堂。CFP供图

陈丹青2001年创作的油画作品《国学研究院》

清华大礼堂内的“人文日新”牌匾

清华大学明理楼　　

　　身为影视传播学著名学者，尹鸿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别扭，在他的体检表格里，工作人员把院系一栏的“传播”填成了“船舶”；著名社会学教授李强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他所主持的讲座有可能不会特别火爆，之前还需要通过大幅海报、BBS等多渠道进行“预热”；作为著名宪法学学者，王振民为了给学生颁发证书，不得不“私刻公章”，还被人怀疑要干坏事，原因是他所在的法律系暂时没有公章。

　　前些年发生在清华大学的这些故事，真实而尴尬。毕竟这所大学的文科传统中断了数十年之久，清华，在公众认知中变成了“以工科著称”。

　　1952年，清华经历了一场院系调整，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等院系陆续被调整到其他院校，从此由多院制的综合大学变成了多科性的工业大学，开始肩负起培养“红色工程师”的使命。

　　因此当这所大学开始恢复文科时，用得更多的词不是“建立”或“成立”，而是“继承”、“复建”和“香火传承”。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历史学家余英时在贺信中，甚至用“从劫灰中浴火重生”来形容。

　　4月24日，清华大学将迎来百年校庆。这一百年中，最初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为清华学堂，又壮大为清华大学。而她所身处的国家，经历了混乱、战争、新政权的成立，也发生过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

　　研究者称清华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实际上，清华文科传统的修复，也与这所大学在一个日益平衡和多元的社会中的定位息息相关。

　　在不久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大学宣布计划在2020年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并在2050年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这其中，“文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按照主管文科的副校长谢维和的话说，“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没有文科是不行的。”

　　离去

　　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教授是199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被引进到清华的。当时，由于新闻与传播学院尚未成立，他只能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传播系任教。临行前，有师大同事劝他：“清华是不错，但文科比我们差远了，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这番劝说并非毫无道理。作为当时主管文科的校领导，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胡显章至今还记得这样一组数据：根据《科学技术管理》1997年发布的中国大学1995年评估材料，清华大学的文科排名仅为122位，不仅远远落后于其他综合性大学，也明显落后于一些理工类甚至纯工科院校。

　　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介绍说，自从院系调整后，清华的中文系、外文系、哲学系、政治系、经济系和社会学系都被并入其他学校，就连图书馆的相关资料也被调拨出去，至1958年共向外校调拨图书超过18万册。

　　偌大的清华园，当时唯一与文科沾边的恐怕只有音乐室，以及图书馆馆藏的30万册珍贵古籍善本及甲骨文、青铜器等一批珍贵文物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恢复文科，困难可想而知。李强现在的身份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但他记得，2000年社会学系建立之初，只有8个编制的指标。

　　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也回忆道，1994年法律系招收第一个研究生的时候，连硕士点还没有，“我都害怕办不下去了”。

　　如今，王院长坐在“明理楼”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这座建筑面积达一万平方米的大楼，始建于1997年，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定名。这让清华法学院成为全国第一个拥有独立办公大楼的法学院，也成为第一个拥有独立的法律图书馆的法学院。

　　更让王振民津津乐道的是布置在走廊上的“法学院历史”。在这些紫色边框装饰的展板上，既有国际法大家王铁崖，也有最高人民法院前任副院长端木正，还有在1945年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蒋廷黻，以及参与二战后“东京审判”的梅汝璈等。他们与清华大学法学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按照王振民的说法，清华的法学教育基本是与这所学校同步成长的。在清华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年代，大约有2.2%的留学生攻读法律。及至1929年清华大学法学院正式成立，第一任院长即为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当时的法学院，除了法理学系、政治学系，还有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包括钱端升、张奚若、程树德等许多知名学者皆出自清华法学院门下。

　　1947年入学的朱镕基，多年后在告别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职位发表演讲时说，自己读书时常到张奚若家中，坐在地上听这位“民国炮手”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这位电机系的毕业生甚至坦言，自己喜欢文科，“老想着转系，不过没转成”。

　　就在他毕业的1951年，教育部召开会议，表示全国工科系共有教师3097人，学生32597人，远远不能满足国家急需的至少15万人的规模。

　　一方面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学习苏联集中计划的教育模式，1952年6月25日，当时的国家政务院公布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工作于当年的9月19日正式结束，共成立了8个院系和22个专业。

　　那些代表学界一流水平的文科和理科相继调整到其他高校。文学院被合并到北京大学，院长金岳霖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周一良成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文系主任吴组缃到北大开始了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

　　法学院则被合并到新组建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首任院长是钱端升。原来的院长陈岱孙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钻研经济思想史——这是当时少数能够保留西学思想的学科之一。曾担任社会学系主任的潘光旦由于社会学科被撤销，只能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少数民族历史。张奚若则从这一年起，担任了7年的教育部部长。

　　事实上，当时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也在某种程度上“回避”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在“文革”爆发后。1968年，毛泽东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