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让死亡拥有多种正确答案

　　在讲了20多年《死亡与不朽》后，到明年7月份，陶国璋就到了退休的年龄。

　　“大概是以为我要退休，以后就不上这门课了，这学期还没结束，下学期的课程现在已经选满了。”陶国璋说着笑了起来，“可是我还没想好呢，我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做，我还不想停下来。”

　　卡根也从教授“死亡课”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其中之一就是每年到了期末，翻看学生给他的评语。

　　他说，几乎每次“里面都充斥着一对对反义词”——既有“雪莱你的课真的太好了，我受益匪浅”，又有“雪莱你的课简直糟透了，我来上课真是浪费时间”；有人形容他“极有逻辑”，有人说他“毫无逻辑”；有人赞这堂课“妙语连珠”，也有人批评他“全是废话”。

　　“我的目标是，让你们在这里试试如何去思考死亡。”卡根说，“至于死亡本身，我本来也没准备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我只希望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思考的方法，真的静下来跟我一起想想‘死亡’这个问题。”

　　而身在北京的王一方跟大洋彼岸的卡根也有差不多的念头。他对“死亡课”的状态挺满意——哲学从逃课重灾区变成了旁听大热门，这已经是胜利了，更何况在他看来，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在很虔诚地参与思考，寻找他们自己的“灵魂觉悟”。

　　“我追求的是灵魂的发育，而不是知识的灌输。”王一方说，他最后也不期待什么的考试，只要学生写篇文章，说明白自己心里在想什么，这就行了。“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死亡的定义是什么，大多数人要到了45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思考死亡这件事，我就期望你可以在25岁试着面对一下45岁的问题，自己去思考。”

　　不过，跟着他一学期后，有些学生也变得像他一样，一张口就文绉绉的。临结课的时候，他们还能学着王一方的样子，背出史铁生的句子：“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

　　从那次车祸恢复后，回到耶鲁的卡根非常希望见到那个同样跟死亡打了照面的癌症男生。但是，这个学生的病已经进入终末期，不得不回家，躺在床上，度过自己最后的几天生命。

　　学校专门派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到他家里，在他的床前，向他宣布毕业的消息。由于他已经进入病危阶段，每隔一会儿就会陷入昏迷，失去意识，院长耐心地坐在床前，等待着每一次他苏醒过来，一字一句地为他宣读已经取得的成绩。

　　在经历了许多次昏迷和苏醒后，成绩单终于念完了。院长对躺在病床上的他说：“你获得了足够的学分，从今天起，你是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生。”

　　不久后，这个学生去世，卡根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在那里，他第一次了解了这个似乎熟悉又似乎很陌生的学生。他的同学告诉卡根，因为知道自己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这个学生就像突然获得一天假释的囚犯一样，比任何人都更加用功，拼命学习，拼命想要留下上大学的记忆。他比其他人更加“敢于尝试所有人生体验”，“因为他知道，自己拖拉不起”。

　　到了期末，卡根要给每个学生评分时，在成绩单上又看到了这个男生的名字。虽然知道他生前多么用功，可是已经去世几个月的他缺席了后半学期的课程，缺席了期末考试，缺席了小组讨论，达不到《死亡哲学》课评分的许多项标准。

　　卡根说，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按照课程标准，给他评分不及格。“没办法。”卡根说，“在这件事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于是，在这名特殊的耶鲁大学毕业生的成绩单上，他的努力和用功为他赢得了大部分课程的学分，但是在“死亡”这门课上，他最终还是没能通过，他的“死亡”并没能得到一个A。记者 李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