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金先生认为，哲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们必须经过“严格的思维训练”。我理解，他所说的思维训练，主要指正确地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的培养，科学论证和逻辑推理的训练。

　　金先生说，“为了求得可信的知识，怀疑是必要的，是具有引导作用的。”又说，无论从什么观点出发，哲学都应该包括“彻底的和经过训练的怀疑态度”。（《道、自然与人》，第205页）

　　思想起于怀疑。不怀疑就不可能发现问题，也就无法进行科学研究。但是，对于哲学的学习者和研究者来说，存在着一个敢不敢怀疑和能不能正确地进行怀疑的问题。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不管是什么大学问家、大权威的成果，都不能迷信，不能盲从，都要认真想一想，他为什么能得出某个结论，它的根据是否真实，是否充足。这就是怀疑。科学无禁区，怀疑也是无禁区的，这就要求有彻底的怀疑精神。“彻底的怀疑”不是不加思考的怀疑一切，更不是否定一切。因为否定一切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它同肯定一切同样是最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是使我们不用思考问题，因而也就排除了哲学的可能性。

　　怀疑的态度也就是一种批判精神。这里所说的“批判”，当然不是那种“革命大批判”，不是用某种权力去压制被批判者，也不是彻底否定被批判者；而是对某种研究成果进行科学的分析，实事求是的批评，肯定其合理的内容，否定其错误的内容，修正其不准确的内容，从而推动科学的进步。怀疑也好，批判也好，都包含某种信念作为自己一种必要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出发点。因为不论任何否定，如果它不肯定任何东西，那么它就否定了自身，因此它就什么也没有否定。

　　金先生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中充分体现了训练有素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他对深受其影响的休谟和罗素的著作进行了彻底的怀疑和科学的批判，既吸收了他们哲学的成果，也指出了他们哲学中存在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成了金先生哲学的出发点。比如，金先生指出，休谟在归纳问题上的困难之一，是他在哲学上不承认人的理性抽象，不能正确地解决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通之间的关系，不懂得“特殊的事实表现普遍的理”，因此也就不可能解决由特殊到普遍的认识飞跃，也就在归纳问题上陷入了困境，并且束手无策。金先生正是从休谟出发，为了解决休谟的理论困难而研究知识论，完成了《知识论》这部具有重要意义的巨著。

　　金先生告诉我们，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精神都是可以学习和训练的。他在《逻辑》一书里，就明确地指出，他所以要那样写，目的就是“使初学者得到批判的训练”，使他们对“任何逻辑及任何其他思想均能运用其批判的能力”。（见《金岳霖文集》第1卷，第766页）他的学生乔冠华晚年回忆说，有一次金先生讲论理的知识，他让学生打开书的第一章第一页，叫大家看。然后他问，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没有？课堂上五十几个人没有一个回答的。金先生又问，大家是不是认为这一页讲的话都是对的呢？同学们还是不讲话。于是，金先生说，第一页开头用那么多词儿，大体的意思是说“人的知识是从感性来的”，作者说这是“很明显的”，你们说是很明显的吗？你们想一想，人类的知识是不是都是从感性来的呢？比如说2+2=4是从感性来的吗？他没有往下讲，停了停，他强调地说，我希望同学们注意：以后看书的时候，特别是作者说那是很明显的什么什么等等，你就要动脑筋想一想是不是很明显？问题往往就出在这里。乔冠华说，金先生的这些话对他震动很大，在某种意义上是金先生教会了他对任何事物都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轻易相信书本上的话，也不要轻易听信旁人的话。乔冠华还说，是金先生教会他怎样去思考，半个世纪过去了，仍然觉得这件事对他帮助很大。（《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第133-134页）

　　金先生认为，做学问，特别是搞哲学，一定要有清晰的思维，科学的方法，深邃的分析，正确的推理和严密的论证。从事哲学研究，每个概念、每个命题都应该是明确的、清晰的、不能含糊。他说，哲学的任务不在于告诉人们一些现成的结论，而是要“说出一种道理来的道理”，因此“必须以论证服人”。要论证，“严格的推理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哲学家的观点站得住站不住，“必定由他们推理的可靠性来决定”。推理和论证都是逻辑问题，金先生说，一些哲学家之所以受到批评，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发展这些思想的方式，许多哲学体系都是“由于触到逻辑这块礁石而毁灭的”。（《道、自然与人》，第210页）

　　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的时候约金先生撰稿。徐志摩读了金先生的文章后说，金先生“要求明晰的思想clear thinking，他自己也的确能明晰地思想”。徐志摩曾经这样形容金先生的分析精神和分析能力，说金先生“拣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根头发丝粗得怪可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又说金先生手中“拿着一把小小的屋干剃刀，做分析的工夫。”（参见《晨报副刊》1926年8、10月）金先生的弟子冯契晚年曾回忆当研究生时金先生教他读休谟的“Treatise”的情形：冯契捧着书朗读，金先生半闭着眼睛听，读着读着金先生说“打住”，便发问，让冯契回答。针对冯契的答问，金先生往往是这样一个问题，那样一个问题，使他感到仿佛突然落到荆棘丛中，不知如何才能摆脱困境。于是，金先生就详详细细地给他分析和批判休谟的思想，“从这方面解析，从那方面探讨，又从第三方面考虑，等等，不一定得结论，但把问题引向深入”。冯契认为，金先生给他的“严格的思维训练”，真是对他的“一生影响至深的”。（《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第151-153页）当年，孙道升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称道金先生在哲学研究中运用分析的方法“娴熟精到，恐怕罗素见了也得退避三舍”。（《国闻周报》第45期，1935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