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生日的前三天，我又顺利拿到美国签证，毅然决然地第三次踏上赴美之路。
虽然在国内读到博士毕业又工作过一年多，但细算起来，三十岁的我已是第四次出国，第一次赴美参加学术会议，第二次作为联合培养的博士在美国一所大学呆过一年，去年又去法国访问过一个月，应该说对西方和中国，特别是学术界有一定的了解。这次出国，终于作出了与许多海外学子相同的抉择，短期内不再考虑回国工作。
作这样一个决定是很费周折的。最初我属于最想回国的一类人，没有什么野心，对外界环境要求不高，在金钱、物质方面没有太多奢求，对祖国的感情又很深，只希望能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从事喜爱的研究工作。这使我上次放弃继续留在美国的机会而回国工作。然而，在国内工作的一年多时间，我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与国内环境相差太远。
象我这般年纪的一代人是非常幸福的，没有经历过大的动乱和波折。
我虽然生活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但凭自己的努力，同样可以得到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中学毕业后轻松考上清华大学，虽说清华和世界一流大学还相差非常远，但清华五年的确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清华毕业后到中科院做研究生，导师是院士，学术水平很高，对学生又特别好，于是顺理成章地读完硕士又读博士，博士期间联合培养，在国内读了一年半又在美国进行了一年半合作研究。不用经过GRE和TOEFL的煎熬，没有花费国家一分钱，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得到了四次出国的机会，每次都由国外提供不菲的资助，有时候也挺为自己自豪的。连女朋友都是主动先追的我，而她也确实是上天送给我的最珍贵的一份礼物。就这样，一直到现在，除了在国内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基本上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和困难。
作为联合培养的博士，我回国第十天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并选择了留在国内工作。由于在学术单位，博士刚毕业时的月收入只有在美国做学生时的十二分之一左右，但钱对我并不是最重要的，只希望能够有一个环境安心工作，在学术界为国家尽一份普通知识分子的绵薄之力。刚回国时很受重用，不久破格晋升为最年轻的副教授和系副主任，科学报上还登过照片和简历，足以令许多人羡慕和嫉妒。然而，随后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和经历却使我在一年以后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学术界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我研究生期间从事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在国际上属新兴热门领域，国内自然也很热，我们单位就有十多个人在做。由于我们一直和一所美国大学合作，对方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资料和程序，因此起点比别人高，我在工作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但是，我们单位领导也非常想在该领域立足，想让他的弟子成为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因此就让他的人从实验改做理论。我回国后成为他们最大的障碍。因此，领导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想让我去接一个搞实验研究为主的项目，算是对我委以重任。领导们对我的研究兴趣和经历似乎并不在意，却反复向我强调该项目的重要意义，我也只好服从组织分配，做好一切从头开始的准备。然而，许多我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接踵而来。尽管该项目原来的负责人已经六十三岁，又不是博导，但并不愿意退休。当时他可以用科研经费一年公费出国四、五次，每次都得到领导的特批，仅仅因为他曾经是和单位领导是师兄弟，私交非常好。少得可怜的科研经费就被这样被大量花在他来回出国探望子女的路上。如果退休了，他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处。因此，在得知想让我来接替他时，这样一位老同志坐不住了，运用各种关系对我进行诽谤和排挤，交接工作之难不言而喻，前后整整持续九个半月，科研经费由最初的四十多万变成不到三万，根本没有可能继续工作。我虽然多次向单位领导反映，他们也很清楚实际情况，但领导们最会做和事佬，背后的立场却明显不支持我，谁让我还不到三十岁，而那位老同志在我们单位已经工作了三十多年，各方面关系和交情显然是年轻人不能比拟的。很多时候我感到非常苦恼和无奈，正逢当时申请得到一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就向单位提出利用基金继续理论研究而安排别人接替该实验。这时领导们又表示要支持年轻人，作出了许多承诺，表示会非常支持我工作，希望我继续坚持下去。然而，半年多过去了，承诺丝毫没有兑现的迹象，一些领导又开始否认当初说过的话。年终评比时，我被排在五十多个项目组长的倒数第三位，虽然我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普通的好评，以至于主管研究的科技处都为我鸣不平。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终于明白自己的能力还很有缺陷，虽然教学和科研工作都可以完成得非常出色，但不会巴结领导，更没有钱给领导们送礼，又没有能够处理好和一些老同志的关系，得到这样的结果在当今中国可以是再正常不过啦。终于，我认识到，继续在原单位呆下去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决定再次联系出国。
两个月以后，我收到现在老板的邀请信和其它材料，迅速办好签证，开始了在美国的博士后生活。在这里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不到一年时间里已经在写第三篇第一作者的文章了。我老板人非常好，学术水平也很高，不到四十岁就已经是full professor。经过一年的接触，我们已经是非常好的朋友，发现他和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出生在美国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博士毕业于MIT，直到在加州做博士后期间才有了自己的第一辆旧车，属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典型代表，只知道潜心于学术研究，在人际关系等方面还不如我擅长，上个月在加州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做特邀报告时，80%左右的胶片是手写的，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研究工作得到广泛认可，在美国三十多岁做到正教授还是比较少见的。他的性格决定了不适合担任行政职务，但系里绝大多数教授和学生都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前不久挑选新的系主任时，他还担任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如果他在中国的大学里，也许一辈子只能做到一个不得志的副教授，尽管中国的教授多如牛毛。
也许现在国内对成克杰、胡长清之类的腐败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样的贪官的确该杀，但学术界的腐败更可怕，它将直接影响到祖国的下一代，祖国的未来。
三十岁生日的前三天，我又顺利拿到美国签证，毅然决然地第三次踏上赴美之路。
虽然在国内读到博士毕业又工作过一年多，但细算起来，三十岁的我已是第四次出国，第一次赴美参加学术会议，第二次作为联合培养的博士在美国一所大学呆过一年，去年又去法国访问过一个月，应该说对西方和中国，特别是学术界有一定的了解。这次出国，终于作出了与许多海外学子相同的抉择，短期内不再考虑回国工作。
作这样一个决定是很费周折的。最初我属于最想回国的一类人，没有什么野心，对外界环境要求不高，在金钱、物质方面没有太多奢求，对祖国的感情又很深，只希望能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从事喜爱的研究工作。这使我上次放弃继续留在美国的机会而回国工作。然而，在国内工作的一年多时间，我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与国内环境相差太远。
象我这般年纪的一代人是非常幸福的，没有经历过大的动乱和波折。
我虽然生活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但凭自己的努力，同样可以得到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中学毕业后轻松考上清华大学，虽说清华和世界一流大学还相差非常远，但清华五年的确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清华毕业后到中科院做研究生，导师是院士，学术水平很高，对学生又特别好，于是顺理成章地读完硕士又读博士，博士期间联合培养，在国内读了一年半又在美国进行了一年半合作研究。不用经过GRE和TOEFL的煎熬，没有花费国家一分钱，在三十岁的时候就得到了四次出国的机会，每次都由国外提供不菲的资助，有时候也挺为自己自豪的。连女朋友都是主动先追的我，而她也确实是上天送给我的最珍贵的一份礼物。就这样，一直到现在，除了在国内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基本上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和困难。
作为联合培养的博士，我回国第十天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并选择了留在国内工作。由于在学术单位，博士刚毕业时的月收入只有在美国做学生时的十二分之一左右，但钱对我并不是最重要的，只希望能够有一个环境安心工作，在学术界为国家尽一份普通知识分子的绵薄之力。刚回国时很受重用，不久破格晋升为最年轻的副教授和系副主任，科学报上还登过照片和简历，足以令许多人羡慕和嫉妒。然而，随后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和经历却使我在一年以后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学术界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我研究生期间从事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在国际上属新兴热门领域，国内自然也很热，我们单位就有十多个人在做。由于我们一直和一所美国大学合作，对方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研究资料和程序，因此起点比别人高，我在工作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发表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但是，我们单位领导也非常想在该领域立足，想让他的弟子成为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因此就让他的人从实验改做理论。我回国后成为他们最大的障碍。因此，领导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想让我去接一个搞实验研究为主的项目，算是对我委以重任。领导们对我的研究兴趣和经历似乎并不在意，却反复向我强调该项目的重要意义，我也只好服从组织分配，做好一切从头开始的准备。然而，许多我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接踵而来。尽管该项目原来的负责人已经六十三岁，又不是博导，但并不愿意退休。当时他可以用科研经费一年公费出国四、五次，每次都得到领导的特批，仅仅因为他曾经是和单位领导是师兄弟，私交非常好。少得可怜的科研经费就被这样被大量花在他来回出国探望子女的路上。如果退休了，他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处。因此，在得知想让我来接替他时，这样一位老同志坐不住了，运用各种关系对我进行诽谤和排挤，交接工作之难不言而喻，前后整整持续九个半月，科研经费由最初的四十多万变成不到三万，根本没有可能继续工作。我虽然多次向单位领导反映，他们也很清楚实际情况，但领导们最会做和事佬，背后的立场却明显不支持我，谁让我还不到三十岁，而那位老同志在我们单位已经工作了三十多年，各方面关系和交情显然是年轻人不能比拟的。很多时候我感到非常苦恼和无奈，正逢当时申请得到一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就向单位提出利用基金继续理论研究而安排别人接替该实验。这时领导们又表示要支持年轻人，作出了许多承诺，表示会非常支持我工作，希望我继续坚持下去。然而，半年多过去了，承诺丝毫没有兑现的迹象，一些领导又开始否认当初说过的话。年终评比时，我被排在五十多个项目组长的倒数第三位，虽然我的研究工作得到了普通的好评，以至于主管研究的科技处都为我鸣不平。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终于明白自己的能力还很有缺陷，虽然教学和科研工作都可以完成得非常出色，但不会巴结领导，更没有钱给领导们送礼，又没有能够处理好和一些老同志的关系，得到这样的结果在当今中国可以是再正常不过啦。终于，我认识到，继续在原单位呆下去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决定再次联系出国。
两个月以后，我收到现在老板的邀请信和其它材料，迅速办好签证，开始了在美国的博士后生活。在这里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不到一年时间里已经在写第三篇第一作者的文章了。我老板人非常好，学术水平也很高，不到四十岁就已经是full professor。经过一年的接触，我们已经是非常好的朋友，发现他和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出生在美国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博士毕业于MIT，直到在加州做博士后期间才有了自己的第一辆旧车，属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典型代表，只知道潜心于学术研究，在人际关系等方面还不如我擅长，上个月在加州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做特邀报告时，80%左右的胶片是手写的，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研究工作得到广泛认可，在美国三十多岁做到正教授还是比较少见的。他的性格决定了不适合担任行政职务，但系里绝大多数教授和学生都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前不久挑选新的系主任时，他还担任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如果他在中国的大学里，也许一辈子只能做到一个不得志的副教授，尽管中国的教授多如牛毛。
也许现在国内对成克杰、胡长清之类的腐败已经见怪不怪了，这样的贪官的确该杀，但学术界的腐败更可怕，它将直接影响到祖国的下一代，祖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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