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华读书网）
去年，长江读书奖评选活动曾在知识界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广大读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我国的腐败正在向着神圣崇高的学术领域长驱直入。如果说去年的长江读书奖(民间奖)风波只是学术评奖中的腐败的一个预警，那么今年湖北省社会科学(1994?1998年)优秀成果奖(政府奖)的评奖活动、尤其是哲学社会学组的评奖活动，则是学术腐败在政府评价体制中的一次公开的粉墨亮相。在本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一、一个人如何能够操纵评奖?
人们必然会问，湖北省在全国是“唯楚有才”的人才大省，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人才济济，这样一个全省范围内的评奖如何能够由某一个人操纵呢?其中自有奥秘。
身居湖北省社联主席、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哲学组副召集人高位的武汉大学前校长、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陶德麟，在本次评奖活动中担任评奖委员会副主任和哲学社会学组的主持人。这位年届七旬、在中国哲学界神通广大、却不曾写过任何一本个人学术专著的“著名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控制着湖北省哲学界的成果评奖、职称评定和社科基金评审的大权。本届哲学社会学组的评委名单就是在他的一手操纵下确定的，他安排他的弟子、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汪信砚担任初评组的组长，他自己担任复评组的组长，把住要津，上下呼应，将神圣的学术评奖活动玩弄于股掌之中。以汪信砚为组长的初评组一共只有七名成员，其中另有一名也是陶的弟子。初评采取的是先评出一批入围成果，然后各位评委给这些成果打分(百分制，最低不得低于70分)的办法，然后按分排队。这种办法看似合理，其实包含着隐患。比方说，我们且假定其他五名成员都是出于公心给A成果打了80×5＝400分，给B成果打了70×5＝350分，但只要另外两名评委并非出于公心，而是串通起来给B成果打100分，给A成果打70分，那么A成果就成了400＋70×2＝540分，B成果则是350＋100×2＝550分，后者反超出前者10分。在每一分压倒一大片的情况下，要将这一排序颠倒过来是很困难的，而排在后面的如果不通过复评来重排的话，显然等于被淘汰出局。至于其他五名评委在申报奖项很多的情况下必然投票分散、以致评委的串通和评审组长的舆论导向所产生的影响力更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
在初评中，由于没有匿名评审制度和健全的回避制度，尽管在评审到自己的成果时评委本人也装模作样地“回避”一下，但从评审的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详后)。在一次评奖的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可以理解的是，一般评委慑于陶德麟的权势及其弟子们的威势，也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何况这次评奖文件上已规定与自己的评级、晋升、津贴等等利害直接挂钩(湖北高校马上将实行“年薪制”)，谁能没有一点私心呢?该谴责的是这个已经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表的评审体制，以及挖空心思制定并维护这个评审体制的少数权势人物。
初评结束，湖北省社联学术委员会还搞过一次初评的“复审”，即叫来一些专家，不看材料(据说连材料的包都没有拆开)，只向他们宣读了一下初评入围的名单，完全是做样子。
在第一轮初评过后，哲学社会学组在陶的主持下又进行了第二轮复评。这次复评是极其草率的走过场，据参加过复评的评委说，陶一上来就说时间紧迫，况且初评评得很辛苦，原则上就按初评的顺序不动，并规定如果要改变初评的等级次序，必须经过原初评组的同意。这样就预先给复评定了调，初评中的极为不公就被包了起来。实际上，在总共只给了一天的时间里要对数以百计的著作、论文进行复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初评花了五天)，甚至对初评已入围的材料也看不了(如陶自己承认，杨祖陶先生专门给彭富春教授的德文著作写的学术鉴定他就没有看过)。何况初评的结果符合陶的愿望，除个别微调外，也就基本未动了。
复评后，湖北省评奖委员会全体成员还进行了一次“终审”，但既然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又是陶德麟，其结果就不用多说了。所以，实质上本次评奖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初评的结果，有的评委恰如其分地形容为“一锤子买卖”，而这一锤子是按陶的意志敲定的。?
评审结果的消息透露后，湖北学术界舆论大哗，特别是有些学术界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如哲学系杨祖陶教授)所申报的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成果落选，使以陶德麟为首的评审小组感到面子上有点挂不住，于是他又向省评奖委员会建议，增设了一项(徒有虚名、没有奖金的)“荣誉奖”，不经过评审，专门用来安慰几位落选的老先生们。这是原来所印发的“评奖实施方案”中所没有的。陶竟然可以在评审结束之后随意改变原定奖项结构，其为所欲为、一言九鼎的权势亦可见一斑。?
为了减少震荡，评奖结果一直拖到一个多月后的除夕前一天，高校放假、职工回家过年的时候，才神不知鬼不觉地公布在元月22日的《湖北日报》上，并采取了不标明学科分类、全部混在一起的方式排列，以免各学科的评奖结果过于刺激人们已经不满的情绪，真可谓是煞费苦心。那么，这次评奖为什么这么见不得人呢?我们来看看评奖结果。?
二、见不得人的评奖结果
从评奖结果来看，哲学社会学组在最后评出的总共3个一等奖中，陶和另一位复评组评委各分其一；在总共6个二等奖中，有3个分别被三位评委(其中包括初评组组长汪信砚)所得，另外两个则分给了陶的两位弟子。就是说，在总共9个一、二等奖中，身为评委的占了5项，占56％；陶和他自己的弟子占了4项，占44％；而既不是评委、又不是陶的弟子的获奖只有两项，只占22％。考虑到这次评奖的淘汰率达75％以上，陶的弟子和评委们自己的获奖比例就更是高得惊人。此外，陶所在的武汉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总共八人，加退休反聘的共九人，申报了七人，竟有六人获奖(一个一等，三个二等，两个三等)，命中率达85.7％，而外国哲学教研室七人，加退休反聘的共九人，只申报了三人，全部都被斩尽杀绝，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论实力，同样是1998年截止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武大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获奖4项，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则剃光头，如果 奖代表着学术水平的话，我们究竟是相信教育部的评奖呢，还是相信湖北省这一畸形变态的评奖结果?它能代表什么?
下面，我们来看看几个典型案例，就更清楚事情的实质了。?
1)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哲学一等奖正如湖北省哲学评奖组组长一职一样，历来都是陶德麟的专利。在上一届(1995年)省里的评选中，陶的一篇反“和平演变”的辅导报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获得哲学一等奖，当时陶也是担任哲学评奖组的组长。在本届评奖中，陶再次获得一等奖的是一篇向美国人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词《中国当代哲学回顾与展望》，这篇文章的粗制滥造和硬伤累累，学术界已有人揭穿(见附录)。然而，不论文章的学术水平如何，只要是陶德麟的文章，必定就能获得湖北省的一等奖，这一点在湖北省哲学界已成为不言而喻的惯例，因为在湖北省哲学界没有人能惹得起这位重量级的“著名哲学家”。?
2)与陶同在一个教研室的雍涛教授这次不可思议地落选了(否则该教研室申报奖项的命中率就该是百分之百了)，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吗?原来，1995年的上届评奖中雍教授曾作为评委之一对陶的文章获得一等奖提出过异议，说文中的一些提法已不符合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虽然这并未能阻止陶获奖，但从此就结下了怨仇，数年后的今天终于遭到报复。雍教授申报的《邓小平哲学研究》一书是在省内被认为具有权威性的“武汉大学学术丛书”之一，在该书基础上发表的文章《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入选了中宣部组织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论文集(全国只有142篇入选，湖北省只有4篇入选，胡锦涛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对入选作者颁发论文入选证书，湖北省社联换届工作总结报告中对这4篇入选论文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代表了湖北省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然而由于上述非学术因素，该书连三等奖也没有获得，而陶的一位弟子的一本《邓小平谋略》的通俗读物却获得三等奖，真令人啼笑皆非。
3)在国内哲学界享有很高威望的杨祖陶教授的论文《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在1998年《哲学研究》第3期头条发表，同时还发表了“编者按”称该文“是一篇有思想深度的论文，在研究态度和方法上也有启发意义”，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然而这样一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论文竟然被淘汰出局。尽管后来被陶德麟以纳入增设的“荣誉奖”来搪塞责任，也无法掩盖这次评奖根本是认权不认人、认人不认文的实质。
4)这次初评的评审组长汪信砚的一本16万字的小册子《科学美学》(浙江科技出版社1994年)在初评中被评为一等奖，后在复评中，也许觉得太不能服人，微调为二等奖。该书哪怕只要翻一翻就可以看出是一本典型的“剪刀加浆糊”之作，其中大量剪贴名家的言论，一长段紧接一长段的引证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大段地重复引证(如马克思一段150个字的话两次引证，相隔仅20页，见P.119、P.139)。经初步统计，光是放在引号内的引文(包括出处)就达4万多字，未打引号的转述和抄来的图表、数学公式总共估计至少两倍于此，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就可想而知了。知内情者在该书出版的当时就有议论，说他“既不懂科学也不懂美学”，竟然写出了“科学美学”，真是天大的笑话。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系美学教研室的海内外知名美学家陈望衡教授(博导)的一部百万字的美学巨著《中国古典美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现正由日本人译成日文)却只评了个三等奖，公理何在??
5)武汉大学哲学系德国留学归国博士彭富春教授(博导)用德文撰写的博士论文《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由欧洲科学出版社在德国出版，该书被八十高龄的海德格尔亲炙弟子、德国哲学界著名权威学者比梅尔教授在为之撰写的长篇(约合中文4、5千字)鉴定中称赞为：“它表明了关于海德格尔所有著作的优秀的、彻底周密的知识，并发现了一崭新的关联”，“明显地丰富了关于海德格尔的现有的文献”，“我很少读到这种令我如此神往的著作”；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副校长阿尼姆?雷根博根教授博士亲自为之作序；彭富春的导师博德尔教授博士为论文所写的鉴定(约合中文6、7千字)称该书为“一非凡的成就，即彭富春已经向西方哲学中的思考方式敞开了自身”。我国治西方哲学的学者获得西方多位著名哲学家如此称誉者极为少见。此书由于是德文，在评奖过程中评审小组还特地请研究德国哲学的杨祖陶老教授写了一份鉴定书，杨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建议授予高级别的奖项。
但评审结果出来，居然也只评了个三等奖。其他如郭齐勇教授的《梁漱溟哲学思想》、欧阳康教授的《哲学研究方法论》，均因非学术因素而屈居三等，有人说除个别例外，哲学社会学组这次评奖的学术水平与获奖等级恰成反比，可谓一语中的。至于邓晓芒教授的在国内学术界影响广泛的《灵之舞》和赵林教授的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西方宗教文化的专著《西方宗教文化》，则更是“毙你没商量”，横遭淘汰。我们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说这些人都该评上一个什么等级的奖，而只是要说明这次申报的完全够获奖条件的作品多得很，如果不是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怎么也轮不上陶德麟、汪信砚等人的劣质作品霸占高级别的奖项。?
三、“民主、科学、公正”不是遮羞布?
《湖北日报》在公布获奖结果时宣称，这次评奖是本着“民主、科学、公正”的原则进行的。但由上面所揭示的情况可以看出，在陶德麟操纵下的评奖过程竟成了对这三条神圣原则的辛辣的嘲讽(陶所控制不了的评审组相对说来好一些，如法学组就较为公正)。?
1)所谓“民主”。陶德麟控制下的初评小组根本不是由湖北省的学术团体(如哲学学会、哲学史学会等等)选出来的，而是通过黑箱操作指定的，其中有意安插的痕迹十分明显(已如上述)，此其一也；初评小组人数太少，只有七人，由这几个人决定湖北省哲学社会学十多个二级学科的学者的学术命运，岂不是太霸道、太荒唐了么?此其二也；初评权力太大，实际上缺乏必要的监督，本来复审、复评是可以充当这种监督的，但被陶德麟做了手脚，失去了监督作用，所以看起来层层把关，严格得很，实际上形同虚设，此其三也。有此三条，所谓的“民主”就只不过是玩弄权术、搞学霸专制的遮羞布而已。?
2)所谓“科学”。初评采取的百分制打分排序的办法，在评委人数过少的情况下，与一人一票制相比，大大扩展了串通捣鬼的空间(已如上述)，除非每个评委都只给两种分数：100分和70分，才能达到与一人一票制的同样结果，而这等于要求每个评委都违心地给分。因此，从程序上看，这种评审方式也是不科学的，是鼓励弄虚作假的。当然，最终说来，在投票评选中不存在真正的“科学”，正如连美国总统选举都并不“科学”一样；在这里，只有民主的才是科学的，没有民主，任何精确的程序安排都有漏洞，都不可能科学。?
3)所谓“公正”。哲学社会学组这次评审结果之极不公正，不用我们揭露，也已经是众所周知，人所共怒。至于不公正的根源，通过我们上述对评奖结果的分析也已经昭然若揭。然而，这次评奖唯一还留下了一个显示公正的最后的机会(但愿不是又一个陷阱!)，这就是公布之后还有两个月的“异议期”。为此，我们强烈要求按湖北省社联各学会团体举行会员投票，选出真正具有代表性的评委，对此次评审结果进行重评或复审，尤其是对陶德麟、汪信砚依靠权势和捣鬼所获得的一、二等奖，应本着严格的学术标准取消其获奖资格。如果这次评奖还讲一点起码的公正的话，这一要求应不为过分。否则的话，湖北省学术界尊严扫地，湖北省第一届“政府奖”名誉扫地，湖北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教授和博导们也真该去扫地了!??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林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彭富春2001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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