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下午，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在北京师范大学电子楼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讲座，前来旁听讲座的不仅有中心的研究生和教师，有中心主任、传统汉语言文字学专家王宁教授，还有我国民俗学泰斗、99岁高龄的钟敬文老。讲台上的主讲人，是历史系38岁的副教授、学术批评网的掌门人杨玉圣，他讲的题目是：学术腐败、学术批评与学术规范。
近年来，社会转型期的商品大潮不断冲击着历来门禁森严的学术殿堂，有量无质、低水平重复甚至抄袭剽窃的学术“论文”大量面世。靠着那些机械的量化管理机制和社会中腐败暗流的结合，这类论文的作者们或出名或得利或升迁，引得更多的人效仿他们的行为，年轻的学人们甚至难以分辨孰是孰非，甚至以非为是。
学术界浊流暗涌。庄严的学术殿堂面临着失衡的危险。
一群中青年学者和一些社科期刊相继打出了反对学术腐败、提倡学术规范和学术批评的旗帜，赞同者的队伍不断壮大。今年4月27日，素有文科高校领头羊之谓的北京大学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科誓师大会，提出：北大要提倡精品、拒绝赝品。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提出了发扬光大“坐十年冷板凳作风”的口号。
坚守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坚守治学的严谨学风，坚守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中国学界确已到了警醒的时刻。
今年38岁的杨玉圣，是一位已经有13年大学教龄的年轻学者。他的专业是美国史，同时又对学术批评情有独钟。两个月前，他创办了学术批评网（www．cacriticism．com），为学界同仁提供了一个探讨学界热点话题、抨击学术腐败、褒扬优良学风、建树学术规范的新平台。
作为一个外国史研究者，何以走上了反对学术腐败、开展学术批评的道路？
1991年，有位武汉的同行拿来一本新出的专著，请杨玉圣为之作评，并说要靠这本书从讲师破格评教授。照惯例，写书评往往要讲好话，但把书翻了一遍后，他觉得不对劲儿：书中的许多段落、章节与整体的行文风格不一致，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也前后不一。他立即找来有关著作核对，发现此书果然有大面积的严重抄袭行为。
面对触目惊心的剽窃事实，杨当即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书评。用真名实姓公开著文批评同行，这在当时的学界还不多见。《世界历史》杂志的负责人为谨慎起见，专门派了一位资深编辑前来核对原文。
书评尚未问世，说情者已接连不断。不少人都劝杨玉圣，吹捧的书评不写也就罢了，何必要公开批评呢？劝他不要做这种得罪人的事。但杨玉圣感到：“中国历来讲究道德文章，搞学术研究的人，怎么能没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呢？”
1992年初，这篇《一种极堪忧虑的学术现象》终于艰难地刊登在《世界历史》第一期上。
这件事让杨玉圣对学术批评格外关注。
杨玉圣把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归纳为5种表现形式：其一为低水平重复。尽管书名不同，出版社和编者不同，但编写内容、体系设计、章节顺序、原理及行文表述都大同小异，其中以高校教材和教参最甚。其二为粗制滥造。比如，编写辞书和工具书本是专家学者靠长期、大量的劳动才能做成的苦差事，但近20年来，编写粗制滥造的辞书竟成为许多人“快速成材”、“发家致富”的捷径。其三为泡沫学术。目前的文章是越发越多、越来越长，书也越出越多、越出越厚。有的人常常号称出了三四十种书、发表了几百篇论文。但学术质量、学术水准非但没有相应上升，反而还在滑坡。其四，假冒伪劣。有人为评博导，拿他人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广为散发。有人为评职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其五为抄袭剽窃。抄袭国人或外国同行成果者有之，伪造数据发表假论文、欺世盗名者有之，学生抄老师、老师抄学生者亦有之。这是一种难以遏制、正在蔓延的“学术蝗祸”。
杨玉圣说，以前人们大都认为抄袭剽窃、泡沫学术等问题在那些学术水平低的学校或年轻的学人身上才会发生，但从业已公开曝光的问题看，包括中国最好的大学在内的许多名牌学府和科研机构，都已出现过或潜伏着此类丑闻。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才子、名家、权威，也因公然抄袭他人成果而东窗事发。
这种风气已经严重腐蚀学术界，不仅是学术文化公害，而且也可以说是社会公害。这些行为不仅严重败坏了学风文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贻误人才培养，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学术界整体的学术声誉，十分不利于建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学术形象。
“我的学生中就出现过这种怪事。”杨玉圣告诉记者，他要求学生每学期要认真写一篇书评，但不少学生却叫苦不迭。“他们可以很快写就一篇所谓的‘论文’，却写不出一篇像样的读书报告。因为那些‘论文’可以东抄西凑而成，而读书报告离开认真阅读、独立思考是没法应付的。”学风文风存在的严重问题，已经让学生不知道学术规范为何物，更不懂得如何在尊重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
杨玉圣认为，经济的发达与否并不与学术腐败发生必然的联系。“以前，比如三四十年代，学术界群星灿烂，学术业绩辉煌，但那时的经济比现在要差得多。在发达国家，类似目前我们这样的学术腐败现象，也是不可想象的。在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缺乏基本的知识产权观念和学术规范意识，又缺乏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也没有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氛围。结果，一些学者在职称、金钱、名利、地位面前，不能把握自己，走入歧途。”
杨玉圣说，每一个消费者都知道3?15消费者权益保障日，商界打假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行为、政府行为，甚至是国际行为。对于学术打假和学风建设，为什么就不能痛下决心呢？
在杨玉圣的长篇评论《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中，记者注意到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提出的支撑学术规范的5条框架：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检索中外文献；论述观念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无端臆测；引文必须著明出处；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等。朱学勤认为，这是做学问最起码的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
既然如此，就让我们由学术规范的底线从头学起吧！
钟敬文老人：知识分子要自律
99岁高龄的我国民俗学泰斗钟敬文老人在听了两个小时年轻学者关于学术腐败和学术批评的讲座后，对在座的几十位教授、副教授和研究生们讲了一席肺腑之言???
学 腐败的问题近年来在学术界比较突出。有些反映这方面问题的文章我也看过。我们老一辈的人对学术问题看得比较重。特别是对学术方面的条条框框，也可叫作学术规范比较重视。听到哪一位教授抄袭了别人的东西，我们的心里很不好受。
关于文风、学风问题，我曾经在《群言》杂志写过文章。尽管写了，也感到有些无可奈何。我与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也都讨论过这些事情，觉得很不应该，感到很忧虑。
这不仅是学术现象、文化现象，还是社会现象。社会现象就复杂得多。从大背景讲，有经济利益在其中。从小的方面讲，我们的一些评选制度也确确实实不正常。评教授不光规定要有著作，还要发表多少篇论文，还规定要在什么样的大刊物上发表，像《中国社会科学》等。而这种刊物又不是太多，你要所有的教授都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就很困难。我就没有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登过文章，这在今天就评不上教授。（全场哄堂大笑）
说到出书，同样一本书，有的很一般，有的质量就很高。论文也是同样。我看过这样一篇报道，说有个学者曾经发表过100多篇论文。我看后说：哎呀天呐！我从十一二岁起就乱写文章，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文章可以算作论文，我算不到5篇，可能就3篇吧。（全场大笑）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靠拼凑能写出100多篇论文，我看那真是天方夜谭。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做，只有一部分。有一部分就不大好，这会影响到几代人。
学风问题也牵扯到个人的素养。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不会造房子，不会织布，也不会种田，他只有知识。但中国传统上给读书人的待遇要比农工商者高，对他们在道德操守上的要求也很高。因此，历来的知识分子都觉得自己应该有自律。通常我们讲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从社会大潮流来讲，一般人可以随大流，但知识分子不可以。但现在有些知识分子的思想不是这样，人家都向钞票看，就觉得我也应该点钞票。有这种思想的人，我不好说他，但至少我觉得我不好跟着他。你是你，我不学你。
我以为从旧知识分子到新知识分子，都应该在大潮流来时，不盲目地跟着走。至于我们这样做能影响多少人，我不知道，也不敢奢望。但我自己可以这样做。这就是我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对我自己提出的要求。（全场掌声热烈）
（本报记者蓝燕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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