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引子：
北新商店曾是P大学校内唯一的一家较为大型的商店，坐落在P大的中心地区三角地，占尽天时地利之便。许多同学都依赖于它提供日常的商品。不过这家商店不是P大学所拥有的，而是海淀区的一家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北新商店都以价格昂贵，出售劣质产品著称，被P大学生称为黑店，信誉十分差。学校管理机构也时时收到学生的投诉，学生会甚至还收集证据证明北新抬高物价，出售伪劣产品。学校管理机构据此屡屡和北新及其管理机构交涉，不过结果都是很不理想。学生闹一闹，学校交涉一下，北新就收敛一点，但过一段时间却又依然如故。毕竟北新不是P大的下属企业，它总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按照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运行，其机会主义行为不可避免。出于自己承担的责任，学校必须维护自己学生的利益，它不可能无动于衷地面对学生的抱怨和投诉。摆在学校面前的选择不多，收购北新是不大可能的，或者说成本不菲，因此自己另外修建一家商场就成为了学校的唯一选择。不久，博实商店在北新附近开业了，这是P大下属的一家服务企业。从实际情况来看，博实商店的开业确实大大改善了学生的福利。我对此就有亲身的体验，在北新买了一双凉鞋只穿了不到两星期，而在博实购买的在两个月过去后至今完好无损。风光不再的北新面对着强大的生存压力，只好通过提高服务质量和降低价格和博实展开竞争，现在不需要学校来苦口婆心地劝戒它，它自己也明白了该怎么做。这个发生在P大的事例让我们看到在高校纷纷提倡后勤社会化的情况下，学校并非就是完全停止了自己兴办后勤，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学校还逆潮流而动，积极地投入到了这些活动中。也许这个例子告诉了我们，高校后勤社会化并非总是高校应该采取的选择，某些条件下，完全将所有的后勤服务项目社会化并非就一定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和组织的维持和发展。
高校为什么要办社会：
高等学校的主要功能是教学和科研，但我国的高等学校自建国后还承办了各种后勤事务。基本上将学校学生和教师的生活都包了下来，小到理发店，大到医院、食堂等服务项目一应俱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企业同样具有这种特征。究其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宏观环境是扭曲的，市场基本不存在，学校和各种服务机构之间的交易是很困难的，因为没有正确的价格信号，没有东西来度量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的质量（在市场环境下，这是通过竞争的价格来表示的）。在这种情况下获取服务交易的各种信息和监督合同执行的成本都相当高。在交易成本很大的情况下，学校就非常有动力采取措施从纵向来扩大组织，建立维持教师和人员的服务机构，将其纳入组织内，以较低的协调成本来代替高昂的交易成本。当然还有其他诸如位置特性等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具体讨论）导致了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因素和扭曲的宏观经济环境相比都不是最主要的。
高校为什么要后勤社会化：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高等学校办社会从利弊上来说又发生了变化。扭曲的宏观环境得到了矫正，市场交易方式得到确立，价格作为市场信号准确地反映着供给和需求。在此情况下，学校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相应的服务变得很容易了，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我们都知道分工和规模可以带来效率的提高，但高校自己办后勤服务显然不具备这两个条件。随着市场的成熟和发展，这种低效率成本加上组织协调成本渐渐地超过了不断下降的交易成本。在这种条件下，高校后勤社会化将是一种有着内在推动力的发展趋势。
高校后勤社会化的条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校的各种服务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就都要完全推向社会化呢？仍然以交易成本理论来分析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否。无论是高校自己办后勤，还是通过交易活动从组织外获取各种服务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对前者来说，包括组织因囊括了新机构带来的协调成本，以及因规模不经济、分工程度不高带来的效率损失。对后者来说主要是交易成本。如果高校并不是完全自己办后勤，同时也对完全社会化充满怀疑，他们可能的选择是找到一种制度安排，一种位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后勤服务组织化的边际成本和后勤社会化的边际成本相等，总的制度成本是最小的，因此在这一点是最优的。威廉姆森（1985）声称，他早期（1975）认为交易将群集于公司和市场两端，但现在他越来越相信在中间范围的交易要更为常见得多。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里的分析非常概括和粗略，实际情况应该是非常复杂的。并非所有的服务在是否组织化和社会化方面都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会发觉有的服务更适合社会化，有的服务项目则更容易让人们将其在一定程度上纳入组织内部。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个服务项目??伙食服务。学校对伙食的关心并不仅仅限于让学生吃饱，还包括饮食安全、学生可承受的价格等方面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想讨论为什么一定要学校负担起这些责任，我们只需假设这是上天赋予他们的神圣职责（P大伙食处长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将P大40年来未发生群体性食源疾患作为一项骄傲的政绩提出*）。如果由社会服务机构提供饮食服务，学校将很难监督这些餐厅的卫生情况，毕竟他们并不是大权在握的卫生局。出于饮食安全方面的责任心，学校将在游说卫生机构、以及收集各个餐厅不卫生的证据方面疲于奔命，而且可以预料的是结果将微乎其微，令人沮丧。一般来说，社会卫生机构对学校学生的饮食卫生状况的关心程度远低于学校，尤其是我们所处社会的管理现代化、管理民主化程度较低时更是如此。低价格的饮食具有较低的利润率，作为只关心自己利润率的餐厅来说没有动力为学生提供低价格的饮食服务。伙食服务的完全社会化势必要造成学生生活费用上升，一些学生可能将无力保证继续上学。由于学校无法掌握社会服务机构的经营信息，所以不可能通过补贴餐厅的方法来鼓励他们为学生提供低价格的饮食服务。而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将餐厅纳入组织内，则将大大降低此类交易成本。城市建筑公司通常都是自办食堂来为民工提供饮食服务而计算机公司一般都倾向于直接从餐饮公司订饭，其道理也和学校要办食堂一样。还有一个例子是寝室项目，学校关心的不仅是居住，还包括学生的安全问题。当然本文所提到的这些学校的关心和要求只是众多关心和要求中的一部分，要获得更多的关于此类关心和要求的知识需要通过更仔细的观察和思考或者是实际工作者的丰富的 际经验。正是学校对某些服务项目的具有某些特别的关心和要求使得这些服务项目具备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中所界定的“特定性(specificities)”，从而使得这些项目某种程度上被延伸的组织所包容。
地点因素也深刻地影响着高校后勤服务是否适合社会化。学生总是倾向于在校园内和附近就餐，越是临近教学和宿舍区的食堂越能够得到学生的青睐。一个学生远离教学或宿舍区就餐的成本看起来不大，但上万人的成本就相当可观了。这种场所的特定性(specificities)决定了交易双方易于锁定一种关系，从而相区别于古典市场契约。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当项目具有一定程度的特定性(specificities)时，双向或义务市场合同就出现了，或者说是称为半结合的制度安排就得到人们的青睐。实际工作人员出人意料地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例如P大伙食处处长就在他的文章中提出P大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走中间路线：即将行政体制下的内部管理机制改革为具有相对独立的运行权利的模拟企业。*
社会变革导致社会化条件改变：
导致后勤社会中交易成本增加的因素，即交易成本经济学中所说的资产特定性并非永远不变。学校组织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的改变常常可能导致这些因素对交易成本的影响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例如国家管理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社区管理和服务能力提高。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我们不能说社会卫生机构会像现在的学校那样关心学生的饮食卫生，但他们对民众（包括大学生）饮食卫生的关注无疑是会逐渐提高。而且随着整个国家社会化程度地提高，大学承受的关心学生饮食卫生的压力也会渐渐变小。所以可以预料的是在未来高校饮食服务的社会化程度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后勤社会化的其他成本：
除了交易成本的增加，高等学校后勤服务社会过程还有一些其他各种类型的成本。导致这些成本的因素也深刻地影响着后勤社会化的程度和方式。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后勤服务人员，在后勤社会化过程不能不考虑这些人的利益和就业问题。如果由这些人成立独立核算的服务公司来提供后勤服务，那么让他们和其他社会机构一起来竞争学校的服务项目，还是让他们具有一定的优先性，这将是一个需要我们在改革过程中认真权衡，苦苦思索的问题。
参考资料：
1、《关于进一步推进伙食工作改革的几点思考》崔芳菊《高等教育论坛》1998年第2期87页
2、《交易成本经济学》[美]迈克尔?迪屈奇著王铁生葛立成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高等教育管理课程提纲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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