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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什么
2002-08-12    记者 刘继安 储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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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以往我们到世界一流大学去考察,很难和学校的领导人有这么长时间的、深入的交流。这次,能有如此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和著名专家做长篇演讲,大家可以当面提问探讨,信息非常丰富密集,引发我们很多思考,带给我们很多启示。这次论坛,带给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青岛海洋大学管华诗校长的话,代表了众多与会中国大学校长的心声。

  这次论坛,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哪些启示?

  启示之一:大学定位清晰 强调人的发展

  “时代在发展,大学的功能也在不断扩展和变化。但是大学不应当是单纯适应社会的产物,大学应当是开启智慧、追求真理、传播知识、弘扬文化的重要场所,应当担当起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神圣使命。这次论坛上,几位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从不同侧面阐述了大学的内涵和使命,与中国古代经典之作《大学》中提出的‘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精神息息相通。”中国政法大学徐显明校长说。

  牛津大学是世界最古老的三所大学之一,迄今已有800多年历史,为英国乃至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大学的历史使命,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这样认为:大学一直是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不断调整自身以回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21世纪大学在将研究和创新转化为生产力领域时必须主动,但是,把大学的功能局限于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是一种误解。“如果创新可以带来未来发展的繁荣与稳定,我们必须承认创新活动只能源于有创新思维和能力的人。”因此他特别强调,大学从事的是人的教育,大学应该是这样一个场所,在这里能够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清晰的头脑、想象力等个人成功所必备的品质,而具有这些品质的人,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保证。

  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认为,大学的使命一是发现和产生各领域的新知识,传承、传播、再阐释、校准已有知识。二是要提供探寻真理的氛围,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使他们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在毕业后50年仍能从中受益;要帮助学生学习对复杂世界进行分析和道德判断,使他们对自己、对其他社会成员有更好地理解。因此,大学的学科设置与建设要有全面和长远的眼光,对一些基础学科、人文社会及艺术学科必须给予重视。

  “帮助每个学生度身设计未来的道路,在公民终身教育中起更大作用”,被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于杰列为21世纪大学的两个重要使命。与会的几位世界一流大学校长都谈到,21世纪的大学,应按照以学生为中心的新思路和新模式,重新组织教学、设置课程,提供更加宽松的学习环境,为向社会成员提供各种形式的终身教育机会创造条件,使学习者拥有更为灵活的受教育的选择权。

  启示之二:独立的大学精神 规范的大学章程

  “大学必须坚持自身的基本信念和长远的价值观,我们不能让提供经费资助的公司来指挥大学的研究方向与进程。”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尤道夫校长举例说,“基础研究对人类世界具有重要意义。雷达、无线电、X光、核糖核酸的发明发现者在最初的研究中,可能完全没有想到其研究成果的广泛用途。因此,大学必须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的好奇心给予充分鼓励和保护”。

  “大学发展的纯洁目标不应被金钱所左右。”坚持大学的独立性,不为眼前利益所驱动是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精神品质。曾经有一家烟草公司要给剑桥大学提供高达数亿英镑的捐款,但被剑桥大学拒绝了,理由是虽然剑桥大学很需要钱,但接受烟草公司的捐款,会对学生的价值取向产生不良影响。美国加州大学理事李信麟博士提到,“如果有人提出以照顾子女入学作为捐款的附带条件,加州大学是不会接受的”。一位中国大学校长说,对于中国大学,不仅有怎样不为钱所左右的问题,还有怎样不为权利所左右的问题,大学是追求真理的,应该是社会正义、良知、道义之所在,大学要注意不能和任何社会利益集团搅在一起而丧失应有的社会公允立场。培育独立的大学精神、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对建设一流大学至关重要。

  大学章程对大学的发展也非常重要,英美大学都有自己的章程。“英国的大学章程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大学的责任、权力和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这对规范办学行为有重要作用。大学章程是通过立法程序制定的,大学校长不能更改。在美国,大学董事会可以制定规章、管理规程、教师聘任制度等。”卢卡斯介绍说。很多中国大学的校长建议,中国大学也应尽快制定自己的大学章程,以确保其健康发展。

  启示之三:注重战略规划 彰显各自特色

  在回答本报记者关于什么是大学校长最重要的素质时,卢卡斯说,大学校长要更多地考虑未来而不是现在。“参加这次会议,一个很深的感触是,中国大学校长具体事务管得多,而外国大学的校长更注重宏观思考和战略研究。要建设高水平大学,大学必须加强宏观思考,加强战略研究,重视总体发展规划,这是此次论坛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中山大学黄达人校长说。

  “好大学并非都是综合性的、研究型的,不同类型的大学应有不同的目标,即使是研究型大学,也不都是一样的。”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说。“美国最独特的不是研究型大学,而是以提供高质量本科教育为目标的文理学院。学生在这类学校接受通识教育,再到研究型大学读硕士、博士。这些学院有很高的社会声誉。”曾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总校校长约翰斯通教授介绍说。大学分层、分类指导,是这位教育专家给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建议。

  目标不清晰恰恰是中国高校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一窝蜂要办研究型大学;盲目追求大而全;过度追求研究生数量的高比例;在号称研究型大学的同时,却举办着大规模的成人学历教育,或变相实行双轨制,大量招收与正常录取分数相差很大的生源……

  “通过听报告,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不同国家的不同大学都有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同类型的学校应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对于农林院校,应该注重以优势学科为基础形成特色,以此为重心办成多科型大学,而不是盲目追求成为一般意义上的综合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朱金兆校长说。

  “一流大学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是一流的,一流大学必须有学科是一流的。”确实如华中科技大学樊明武教授所说,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无所不能的,每所大学都有自己擅长的方面: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医学非常棒,却没有工学院,耶鲁大学的法学和生物学绝对一流,斯坦福大学在信息学科领域呱呱叫,加州理工学院以航空工程学科见长,伯克利加州大学以理论物理学称雄于世……“斯坦福大学过去曾有过建筑系,后来取消了,因为他们认为要建立一个杰出的建筑学院,所需要的成本与所产生的效益不相称。一个优秀大学,不一定拥有所有的学科,而必须学会放弃一些东西。对一个学校来说,最重要的是特色,是比较优势。”集中力量优先发展自己的强项,有所为有所不为,是大学快速提升水平的捷径。

  “我们有很多目标,它们都很重要,但我们钱不够、能力有限,因此,大学必须进行战略选择和规划,发展比较优势。”卡内基—梅隆大学校长柯亨说。其实,规模不大的卡—梅大学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学,就是战略规划的结果。卡—梅大学在七八十年代把重点放在发展计算机科学上,并集中力量抓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由二流学校变成了一流学校;从80年代末开始,学校将重点放在改善本科教育上,十年努力成效显著,被评为90年代教育质量提高最明显的4所大学之一,社会影响日隆,报考学生增加了一倍。“对于非重点发展的学科,卡—梅大学有句话,就是‘我们打不过别人就去和他们合伙’。物理学就是这样的情况。物理学的教授们开始不理解学校的战略,后来他们转变了态度,与重点发展的生物学等学科密切合作,产生了一批交叉学科,发展很快。”

  一所大学的资源毕竟有限,有效实现整个大学系统的资源共享,是一个重要问题。“大学与大学间可以实现互补性的合作,甚至形成紧密的联盟,这样有利于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益。”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说。卡—梅大学的发展战略之一是与其他学校合作。校长科亨举例说,要成为一流大学,必须发展生物学,因为21世纪生物学太重要了。但是我们不准备建医学院,因为工程太大、花钱太多,我们的邻居匹兹堡大学就有很好的医学院,在全美排在前十位,我们可以与他们合作,重点发展与生物学相关的优势学科。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也是与别的学校紧密合作的例子,由于巴黎高师不授学位,高师的学生必须同时到其他大学去注册学习,这样学生有更多选择专业选择课程的机会。比如高师哲学学科的实力虽然非常强,但主要是在法国哲学领域,而其他学校可以提供古典哲学、现代哲学、德国哲学、东方哲学等高师所没有的课程。

  很多中国大学校长们都认识到,大学在制定规划时要有全球视野,注重长远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和学校的具体实际,既要有鼓舞人心的发展目标,也要有实现目标的具体措施。

  启示之四:以人为本培养人才 建设一流师资队伍

  拥有一流的教师队伍和一流的学生,是世界一流大学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因此,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几乎所有与会的中外校长们,都把建设一流的教师队伍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一流人才,作为此次论坛交流的重点。

  世界一流大学教师的“门槛”是很高的。据剑桥大学副校长朗斯黛尔介绍,剑桥大学教师有三个层次,即讲师(lecturer)、高级讲师(reader)和教授(professor)。剑桥任命讲师的平均年龄是36岁,从讲师升为高级讲师比较容易,但从高级讲师升为教授则比较难。剑桥对晋升教授者的要求比较高,特别是在研究方面,要看有多少专著、带多少学生、研究资金如何、是否是一些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等。

  流动性比较大、强调师资“远缘杂交”是一流大学的共同特征。或许“习惯成自然”,国外大学校长们大都对这种教师的流动现象持肯定态度。许多大学甚至规定,本校毕业生即使再优秀也不允许留校任教,必须在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一段时间,接受不同文化氛围的熏陶。

  无一例外,世界一流大学都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养和教育。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提供一流的教学和研究设施,为教师确定合理的工作量以使教师有更充分的自主和更多的时间从事科研工作,被认为是建设一流教师队伍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尽管学校对每一位教师的要求会有所不同,但学校一般会明确地告诉教师学校对他的期望,并会采取诸如提薪等有效的奖励措施来激励教师。大学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进行评估,这一方面是对教师工作的检查,更重要的是,这将会促进教师改进工作。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认为,学者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就证明他对这个职业是有兴趣的,因此,对教师的激励,金钱不是最重要的,校长要多与教师交流,对他们的工作表示兴趣和欣赏,使他们感到是在一个充满支持的环境中工作。对于一些著名的教授,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等,尽管这些外国著名大学的校长们说学校不会给他们更优厚的待遇,但往往会在校园里给他一个固定的车位,允许他每年有一定的时间到世界各地演讲等等。

  在培养一流学生方面,世界一流大学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每年只招几百个学生,但却培养了像萨特这样的世界名人和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该校校长于杰认为,巴黎高师要求学生一般具有很好的基础和宽广的知识领域,如文科生入学要求有数学基础。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他们入学时并不清楚自身的学科倾向,学校就让他们开始时充分满足求知欲,更多地了解相关学科,充分挖掘学科之间的空白。诺贝尔奖获得者,或是解决了长期没人解决的问题,或是在新的领域有所发现,巴黎高师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注重对学生的培养。

  在为学生创造适宜的学习、生活环境方面,每个一流大学的作法有所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牛津大学有39个学院,每个学院有400多名学生,他们分属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的年级,按一定的结构和机制来组织挑选,以本科生为主。该校校长卢卡斯认为,学生在学院里住宿和学习,有些教授也住在学院里,这对创造智力发展和人格发展的环境十分有利。由于来自不同学科的学生接触多,教授在学业和生活等方面给予学生像家庭一样的呵护、关心和指导,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巴黎高师注重从两个方面招收学生,一是来自不同家庭、社会背景,包括弱势群体背景的学生;二是从另类文化社会中招生,如从存在较大文化差异的外国招生。巴黎高师校长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相处,本身就是一个思想相互丰富的过程。

  所有的著名大学都是采用师生互动的学习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对话式的教育,包括允许本科生参加研究工作。在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方面,许多大学规定高水平的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剑桥大学学生如果学有余力,从第二年起就可以与导师进行一对一的快速学习,可以参加实验研究工作。另外,剑桥还为学生提供了多学科的课程,如学生学了理科、工科后,可以再学经济、政治等,学科的界限被彻底打破了。

  创造机会让本科学生参与科研和学术活动,是斯坦福大学培养学生具有旺盛创造力的重要原因。卡斯帕尔校长反复强调,研究使教师能够不断地把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教给学生,而充满好奇心的学生对教师的不断质疑又推动了研究的发展。“科学和学术需要年轻一代自觉参与才能得以繁荣。美国大学成功的一个因素就是给年轻学生以参与机会,而不是仅仅坐在课堂里做知识的被动接受者。”

  启示之五:建立良好管理机制 充分发挥教授作用

  哈佛大学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陆登庭认为,是因为哈佛大学形成了一种明确的办学理念,一套系统的制度和运行机制,“即使现在没有校长,哈佛大学也一样可以正常运转。”他说,一所优秀大学应该具备这样的制度,能为不同特长的人提供一种广泛的、知识性的领导。

  这种观点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德国亚琛大学校长劳胡特教授指出,现代校长的基本任务是收集、过滤信息,实行鸡尾酒式的分层管理机构,采用对话式管理。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坎普贝尔则说,我们在决策上要有很大的透明度,决策的标准就是打开帐本让任何人看。我们宽容任何人的意见,尊重所有的人们。

  学术系统是决定大学生存、发展的本质因素。发挥学术民主,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说主要是广泛听取教授们的意见。“我有50%的管理时间都在听取教授的意见。斯坦福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吹拂’,校长要做倡导并实践这种理念的领导人。除此,我们成立由资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接受并调查处理有关阻碍学术民主的投诉,大学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接受和调查处理这类投诉。”

  实行多样化的分层管理模式,明确院系的责任、权力、利益和学校的关系被中外很多校长认为很重要。例如,卡—梅大学战略规划之所以做得好,关键是有一套良好的规划机制,不同的人各负其责。卡—梅大学在70年代就成立了学校的战略规划委员会,要求学校中每个机构都要对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进行规划,每个教师都要参与规划。明确详细地规划大学的主要发展目标、实践进程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因素。院长或系主任是规划的主要实施者,校长的责任是注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使战略规划成为全体大学人的共同“愿景”(vision),并在规划实施当中与教师、院长、理事会等及时沟通沟通,使规划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莱文教授是著名教育专家,他认为大学的管理既要避免学校领导人事无巨细什么都管,也要避免完全放权,教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学校需要制定合理的权利结构和相应的激励机制,使人们在一个学校统一的大架构内充分放权,让最接近实际的层面做与之相关的决策。合理的绩效激励机制不仅包括对个人的激励,也要包括对院系的激励。

  对此,中国大学校长们说,借鉴国外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营造学术环境,注意发挥学术民主和教授的活力,是现代大学保持知识创新优势,充满生命活力的重要原因;行政系统是大学管理不可或缺的组织构成,管理就是服务,行政系统要充分、有效地为学校的学术系统服务。英国大学里著名的导师制,使学生们能得到教授们在学习、生活等方面的细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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