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某些中国大学领导的眼里，世界一流的桂冠已经指日可待，譬如花十年时间，就可以像修一座水坝那样功德圆满；然而，这些唱高调者是否真有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意志和决心，却如雾里看花一般，总在若隐若现之间，而若从大学制度改革的实际来看，有像水中月那样，让人生发似真似幻的怀疑。

     的确，多年以来，“大学”太牵动中国人的神经了，而“世界一流”所牵动的则是神经中枢。在现代世界，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够的上发达和文明的标准，是否具备持续发展的实力和潜力，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它是否具有一个合理而高质量的大学体系，有无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我们看到，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界，主流话语几乎都是西方的舶来品。面对这种状况，中国大学（本文所论及的只是大陆的大学）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作为思想和话语的重镇，是甘于继续做西方思想的大班，还是成为中国思想创造和复兴的渊薮和策源地，这不仅取决于大学教师 的个人意志，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大学的制度——如果大学的制度不是充分鼓励创造性的思想和学术研究，不能完全保证学术自由，那么在现在的局面之下，工人的志向和努力是无法成就大气候的。西方思想与学术话语的强势，原本就是西方大学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平心而论，中国大学领导们或者有能力改变中国大学制度的人们，决不拒绝强势的科学与技术，强势的政治，经济，法律学术及其话语，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比任何其他的中国人更需要这些东西，这样，在与西方强国交往和较量时，在进行各种政治的和国际的游戏时，或者从更大的方面来说，在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时，就不必因话语，规则和实力的捉襟见肘而落入他人的圈套。就此而论，他们需要世界一流的大学。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们所需要的常常是这些强势本身，而忽略甚至否定造成这种强势和实力的制度性前提。就像有些人需要学士，硕士或博士的学问或者头衔本身，却忽略或不愿经受那个艰难而辛苦的学习过程一样，其结果会如何，当是不言自明的。所以，笔者提出这样一个题目，并非质疑中国人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殷切希望，也不是否定大学校长们对世界一流的一般向往，而是探究一下哪些条件对世界一流大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而不是建立相应的制度却想以各种捷径甚至歪门邪道在创世界一流的口号下捞取“政绩”，是如何有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立以及合理而有效的大学体系的出现的。

     在一些校长们不断放风而为自己的学校大造舆论的同时，民间的批评观点，尤其是大学教授的批评观点也逐渐多了起来。批评的言辞虽然不乏偏激之情，但一旦论及具体的问题，往往比大学校长的言论更能切中实际和要害。教授们的偏激观点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现在的大学里面，教授如果不担任行政职务，除了充任研究和教书的匠人之外，对大学的任何变革真可谓是毫无作为的可能。缺乏合理的教师制度正是中国大学最大的弊端之一，这自然也就是妨碍一些大学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中国大学水平普遍提高的主要障碍。

     现代发达的大学体系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传统，但是无论哪种形式和传统，大学教授在 大学中的中坚作用和核心地位，则都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将世界一流大学限定在以研究和教学两项为主要任务的研究型大学这个范畴之内，那么教授的核心作用就更加明显和突出。在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大学里面，教授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事实通过明确地规定教授的权利范围，并借助法律的形式保障教授的权利而予以确立的。

     教授在大学里究竟应当持有什么样的权力呢？简单来说就是制定大学基本教育政策的权力，而所谓的基本教育政策主要包括 课程设置，学生录取，考评和学位授予，教师选聘等方面的原则，规定和具体的决定。

     就课程设置来说，一个系，一个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培养步骤和方法，为此而设计的整套课程，课程的程度和种类，以及不同种类和程度的课程之间的分配和衔接，都应当由老师来确定。在这样一个总体的计划以及每个教师的特定教席的约束之下，每个教师开设什么样的课程，如何讲授这门课程，是应由教师自己决定的事务。当然，就像学生录取和学位授予一样，为了制定这样的政策和做出有关的决定，教师必然要凭借一定的形式和方式，比如教授会议等等——这里涉及到较为专门的组织和管理形式，具体方式当然会因校而异，但关键的一点就是这类组织必须秉持一个基本原则，这就是这些基本权利在教师中间是平等地分享的，因而无论政策的制定还是具体的决定都应当通过民主的形式。然而，中国大学的情况是，一方面，这权力的相当一部分不属于教师，另一方面，部分虽然属于教师的权力并不通过民主的形式由所有正式的老师平等地分享。换言之，中国大学的教师就此而论实行的是等级制——无论教研室，还是学术（位）委员会，都是等级制的表现。

     等级制或许还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在中国大学里面，实际上没有一套明确而合理的有关教师席位、聘用及其程序、义务和职责、权利保障和辅助服务的制度。正因如此，像教师选聘的权利归于教师这一点，乃是许多大学领导最无法理解因而难以接受的。

     与此同时，许多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受到批评且为人深恶痛绝的现象，却依然能够痛苦并快乐地存在着。比如亲近繁殖，一个系或教研室里徒子徒孙地聚在一起，按照中国的师生观念，想叫人不拉帮接派，即使最正派的人，也实在不容易，进而要讲学术公平和民主，真是叫彼此太沉重了。又比如，教师超编与人才缺乏一体共存。大学校长们整天都说人才缺乏、重金聘请、人才流失，但是，随便从中国那几所著名的大学找一所出来，与西方比如美国规模相同的大学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此地的教师要大大高于彼岸大学的教师。中国大学的教师不少，少的是合格的教师，缺乏的并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真正从事研究和教学的人才。中国大学现在有一个世界上其他大学罕见的特色，有不少教授或教师，占着位置，却不用研究、讲课，或者准确地说，不用认真研究、教学，然而凡大学教授所有的优惠条件，他们都占着最好的一分，从而形成大学的一个特权阶层。而这些特权阶层的存在，即便大学真有愿意解决人浮于事，占着位置而不尽义务的积弊，也会有鞭长莫及之短——原因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卸任之后到大学任教，却真讲起课来，不仅让人佩服，而且让人真正体会到世界一流大学制度的过硬之处。

     但是，中国的大学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只要当权者愿意。其实办法不仅简单，而且是现成的：大学的教授的职位必须是固定的，而不是现在的状况那样，是每年系所与学校讨价还价的结果。固定的大学教席是西方大学发展九百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成果，一项有效的基本制度。令人奇怪而不解的是，在中国大学校长有关大学改革的铿锵言论中，几乎没有吐露这方面的信息。一些大学校长也喜欢讲述自己与美国的名校校长如何讨论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但这些原本极为宝贵的谈话中也很难闻见有关这个基本原则的片言只语。笔者猜想，或许那些名校的校长不太会想到，中国大学里的教授职位不仅不是固定的，而且教授原来是可以不教书的。笔者有一次与一位美国教授谈到中国大学的一些文科系动辄就有六七十名教授（师），那位先生不仅惊讶，而且提出一个让我也感到奇怪的问题：“那么，你们开一次系务会议要开多少天？”原来他以为，中国大学的系也像他们那样有学术民主，重大问题是由系里面全体教师，而至少由全体教授来决定的。在这样的会上，如果每一个教授都要发表意见的话，会当然要开好几天。然而，中国的大学没有这个麻烦——学术民主是一种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麻烦”。

     只有教席是固定的，并且同样重要的是，教席是开放的，那么由教授来决定教师的选聘才是可能的。并且是现实的。

     教席一旦固定之后，一个系有多少教授、副教授以及其他级别的教师职位就是明确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大学是根据教席来招聘教师的，只有在教授退休、教授转任和教席增加的情况下，这项工作才有必要——这会为中国大学省去多少麻烦！节省多少精力！——而现在，对于大学基层领导和待晋升的教师来说，一年的两个学期，无非就是评职称的学期和不评职称的学期。

     但是，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教席是开放的，这就是说，大学的教席是对全国开放的，如果是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应该是对全世界开放的。美国、德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大学为了保证这种教席的开放性，选聘的公平性，都实行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本校毕业的博士不允许直接留在本校任教，而必须至少在校外工作两年或更多年限以后才有资格来应聘母校的教职（以下简称“不留本校生”）。为了回答可能的反对意见，笔者愿意在这里举出一个中国人熟悉的美国人来做例子。基辛格当年在哈佛大学政府系取得博士学位后，因为才识实在令所在系的教授心动，想直接留下他任教，甚至想动用特别程序，但是权衡再三，学校还是放弃了，基辛格仍然先到校外去任职，两年之后他才回到母校任教。正是严格的制度保证哈佛大学能够聘用到顶尖的人才。

     不过，“不留本校生”的制度将带来的积极结果绝不只限于禁止亲近繁殖，更重要的一点乃在于它能够从根本上建立起中国大学教师的流动机制，并从关键之处促进整个中国社会人才的合理流动。它可以造就如下良好的局面：首先，一切教席都是开放的，这就意味着任何出缺的教席都要向整个社会公布和招聘，这个平等原则为一切符合条件和资格的人选创造了合理和公平的选择机会，而公平和合理的制度和机会对有志有才这的最大的吸引力和最可靠的信心保证；第二，无论大学还是应聘者都有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因而人才的合理流动是多向的；第三，促进大学之间的公平竞争（假定大学投资体制也进行了合理的改革），因为大学只有造就良好的环境，包括制度、管理、待遇，才能吸引和聘请到优秀人才；第四，中国各大学之间的人才，知识和经验等方面的封闭，足可以与经济上的地方保守主义相媲美，而这个制度将从根本上冲破由保守的人事制所树立的樊篱，促进各大学之间的交流。就此论，这个制度或许先施惠于一般大学但其前景则无可限量：世界一流大学在其他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当会自主出现的，而不必钦点后选；第五，大学必须真正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了“政绩”和“媒体”抄作而表演的花拳绣腿，将会无济于事：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教师们可以非常正当、非常有理的以脚来对大学管理表态。或许有几所大会因此而办不下去，但是中国大学的整体水平将大大提高。

     人才流动对于市场经济之下各种事业的积极作用，而无须笔者多说的，而大学因这个制度而能增强的活力，也因有十分成功的榜样在面前，是不言而喻的。但它能为教师造就一个公平和适宜的选择机会，这可能是许多人无法理解的，因此需要稍作解释。在现行制度下，一个合利于自己的发展，但是还愿意在大学从事本行的研究和教学，那么中国一千多所大学能为这样的教师提多少机会呢？结论是极其悲观的，对于大多数教来说机会可能等于零。但是，如果一千多所大学每年缺席的教席都在比如报纸互联网上公布，向每一申请者平等的开放，那么机会又将是多少呢？！

     这里涉及前面已经提及而尚未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聘请教师的权在于教师。为什么教师聘任的权力要归于以及应当如何归于教师？当一个教席出缺而应聘者云之时，一个公平的评审制度不仅是遴选杰出至少合格人才的必需，而且也是维系这个学术单位信誉和传统的保证。这个制度核心是由如下一点构成的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选的决定权掌在系所（院）的全体教授（师）手中这就是说除了必要的资格、考试等其他考核和手续，最后的决定是由全体教授（师）投票做出的，学校或学院当然有最终的任命权，但这无非就是任命获票最多的那位人选。学校或院当然也可以不任命，但是在程序上决不能弃教授（师）们所决定的人选而外另聘他人——这是关键。

     这个制度难吗？欧州北美等地的大学已经实行了一个多世纪了。这个制度不难吗？今天中国甚至没有一所大学考虑过或敢试一下这种改革。

     当然，校长们也在改革。但是，在最重要亦即事关根本的制度不受任何触动的情况下，要取得实质性的进步是不可能的，而一定要给人造成学校“大胆改革”印象，就只有进行一下能够刺激人们神经的改革而诉渚于媒体一途了。就大学而言，最令人兴奋的新闻无过于让受人尊重的教授下岗了。于是，有的大学就搞起了教授竞争上岗的做法，各校虽然花样别出，意旨乃是一致的，无非在于让人知道：大学教授也打破了铁饭碗。如果这样校长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创举，那就错了。教授终身制，正是几百年间大学发展的基本经验，而在西方大学也才稳定然而富有成效的实行了半个多世纪。如果现在大学制度可以归纳为几项最基本而重要的原则，那么教授终身制就是其中的一项。它是现代大学学术和教育自由的基本前提，也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园地的基本前提，自然也是中国一些大学校长念兹在兹的诺贝尔奖的基本前提，还有更让人目瞪口呆的做法，有的大学甚至让教授的收入与听课学生人数挂钩，这个作法比德国大学已经废除了近几百年的私人讲师制度还陈旧一些，至少那时教授是不必直接向学生收钱的。

     这些做法虽然也有一点治标的作用，但就如同鸦片来镇痛一样，它的危害却更为深重和久远。比如，有的大学实行的多级津贴制，最高的一级与最低的一级竟差近十七倍，学校所付的教师薪酬差别如此之大，可能在世界上各国大学里面也惟此为甚了。许多批评者都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区别的标准是什么？如果这些教师都是按照严格的程序和标准聘用而来的，他们的水平何以有这么大的差别？如果没有教席制度，没有公开而公平的聘用制度，这种看是高下悬殊的报酬仍就逃脱不了矮子里面挑长子的局促。而且更为要害的是，在其他各种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它不仅会加剧原来就危害不浅的不正之风，而且也易导致教师队伍的无理分裂。

     过分的等级制是妨碍大学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障碍，正是现在大学发展所要改革的不良陋规。美国大学的模式却成了德国大学讨论的热点其中的因素之一就是美国大学教师在学术权力和权利以及从校方获得的收入等等方面比德国大学教师要平等的多。

     谁真想要世界一流大学，谁就必须从基本制度上着手对中国大学进行真正的改革，这些基本包括教师制度、学生制度和学校管理制度。如果能够在五年的时间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制度，那么世界一流大学在中国的出现就会成为一个挡不住的趋势——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巨大的创造力和潜力被一系列过时的、僵化的、服务于特殊利益的制度束缚的太紧太久了。

     在大学发展的历史上，洪堡建立柏林大学的历史最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制度改革的有效性和深远意义。德国大学的发展原本比欧洲其他国家晚两百多年，而在十九世纪初期，德国在社会发展、经济、政治等方面都落后于英、法等国家，大学也是如此，与当时英法等国人才 荟萃不同，德国却因人才缺乏而受到嘲笑。洪堡一八一O年按照两条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建立一所与当时德国大学模式乃至英法大学模式迥异的柏林大学。这两条原则看起来非常简单：第一，学术和教学自由，第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但是，它却使德国在几十年内一跃而成为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制度和系统的国家。美国那些著名大学在其十九世纪后半纪的发展，几乎可以说是以洪堡式德国大学陶铸自己的过程。至于因德国大学所带来的德国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成就，则是无须赘言而为学界人士所共知的。

     远在欧洲大学的教书任上，笔者读到了更为惊人的观点：两所先前以理工科著名的大学校长对媒体说，欧洲也有世界一流大学，而他们所长的大学与这些欧洲的世界一流大学并没有多大的差距，只要再吸引一些一流人才来交流就到了世界一流。果真如此，中国幸甚！他们指责别人理解混乱，因为没有看到他们所长的大学离世界一流只在咫尺之间。然而，咫尺天涯！如果他们只是为自己的大学放点争夺生源的空气，就像时下广告将保健食品吹成包一百病的灵药一般，不至于太伤身子。但想借此将讲师、教学和大学管理制度的根本改革轻轻放过，不愿费力建立起世界一流或者退一步说现代先进大学的必要的制度条件，而就可将那顶桂冠戴在头上，那么难免会使人联想起大跃进时代用木材炼出赶英超美的钢铁产量那个历史，明眼人知道其消极影响深远绵长。

    　　　　　　　　　　　　　　　　　　　　　二OO一年六月十八日稿于德国蒂宾根干草山居

   　　　　　　　　　　　　　　　　　　　　　　　　　　 摘自2002年《读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