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编者按〕·

　　《二十一经济报道》7月3日刊出甘阳文章《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后，引起了一些争论。这些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北大改革的范畴，而更多的从大学与国家、民族未来的关系这一角度，思考大学的理念。无庸置疑，大学教育的水平，已经成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思上，我们讨论大学改革就显得更为重要。

　　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候选人薛涌发来他的讨论文章，对“华人大学理念”作了批判；文章认为，中国的大学只有短暂的历史，并无资本谈论华人大学的理念，并认为甘阳先生的文章让人想起日本明治后期的文化民族主义。《二十一经济报道》刊发这一文章，希望作为一个公共平台，提供不同向度的声音。
　　　　　　　　　　　　　　　　　　　　　
   引言

　　甘阳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位领袖人物。近来偶然读到他发表的文字，每每多有受益，甚为叹服。然而，最近就北大改革发表的“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一文，却是他近年来罕有的败笔。此文中的议论，读来让人感觉到像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和个人在西方的挫折

　　感的混合物。笔者一时无法相信此文是出于甘阳之手。

　　然而如今看来，这篇文章出于他人伪造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样的文章出于甘阳这样一位文化界领袖人物之手，并赢得广泛喝彩，不禁让人想起日本明治后期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笔者不得不暂且把多年来对甘阳的敬意摆在一边，对其文字进行一番简要的批判。

　　甘阳的文章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北大改革的具体批判，以及他对中国大学发展的建议。一是他表达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前者实，后者虚。但后者作为一股文化潮流却更为危险。为了论述方便，笔者不妨由实及虚。先从具体问题谈起。

　　首先声明，笔者对北大的改革也持反对态度。但反对的理由却大不相同。笔者以为，北大所谓“十七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几乎可以和1950年代“超英赶美”的目标“媲美”。文化上的追赶，比经济慢得多。美国的大学，也只是在二战后才全面赶上欧洲的一流水平，尽管战前美国的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早已超越欧洲。而且即使是这样的赶超，也与一些偶然的运气有关。比如爱因斯坦等一批欧洲一流学者流亡美国，欧洲的许多文化中心被战火摧毁等等，造成非正常的此消彼长。日本的国力如今是英国的三倍以上，人均收入比英国高出三分之一左右。但日本的大学还是比不上英国。如今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日等国的三四十分之一。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云云，一百年内想也不要想。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基于这一立场，笔者认为北大不要有老大心态。中国未来几十年大学教育要逐渐普及。北大的师资整体水平在国内还是一流的。如果现在师资过剩，人浮于事，解决的办法是把北大扩大几倍，一方面满足社会对北大教育的需求，一方面将过剩的教师“稀释”，并乘机定员定编，仿照西方大学的管理办法，建立教授治校的新型大学。这方面，笔者与甘阳并无冲突。

　　一.哈佛博士还是北大博士

　　不过，甘阳反对的似乎并不仅仅是超英赶美的洋跃进，他担心的竟是北京大学等的改革方向会导致失去中国大学在思想学术和教育科研方面的独立自主，把北京大学等变成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

　　具体而言，让甘阳最为恼火的北大改革方案有两点：一是北大想用哈佛、耶鲁的博士取代北大本校的博士。一是教师必须要能够用英文发表著述。这样不仅中国大学成了西方的殖民地，而且北大的学术地位也会丧失。

　　对这两项要求，笔者当然也反对。但笔者反对主要是因为其不现实。若真成了现实，笔者会欢天喜地。甘阳则似乎生怕这两点成为现实。下面就是他的妙论：

　　且让我们现在以一种假设情况来提出问题。以中国现在的一流大学例如北京大学为例，假如17年后，北京大学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则只能去中国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试问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变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变成了中国的二流或三流大学？答案自然是后者，即北京大学不但没有变成世界一流大学，反而变成了中国的二流甚至三流大学。因为这种情况实际意味着，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不但没有升值，反而越来越贬值，越来越不值钱。

　　这简直近乎狡辩。甘阳回避的问题是，总体而言，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名校的博士的水平是否比北大博士的水平高？如果人家的水平高，那么让人家来教

　　是否会比让自己的博士教更对学生负责？美国的大学，哪怕是个不如北大的小大学，招聘老师一般都是公开登广告，哈佛、耶鲁的学生在竞争中当然占优。若按甘阳的逻辑，这些学校为了维持自己的水平，是否应该硬着头皮用自己的学生，把哈佛、耶鲁的博士拒之门外呢？这样一来，是否这些小学校的水平就会提高呢？再具体一点地说，如果密歇根大学发现自己的教师全是哈佛、耶鲁毕业，本校毕业生甚少。那么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是否应该重用本校学生、以提高本校学生拿教职的比率呢？

　　北大的问题是吸引不来那么多哈佛、耶鲁的学生。若真能吸引来，那真是白捡的便宜，何乐而不为？照甘阳的意思，有哈佛、耶鲁的学生也不能要。一定要用自己的博士充数，维持一个北大能够培养在北大教书的人才的门面。这样北大的水平才会维持，才不会成为附庸。试问：甘阳自己是想到一个哈佛、耶鲁的博士教的学校去念书，还是去北大博士教书的地方去念书？

　　二.留学生运动该不该终结

　　关于用英文发表著述，甘阳同样回避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最好都应该具有在自己领域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能力。北大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也没有必要追求这样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是，北大作为中国顶尖的大学，要求自己的教师在本领域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并不过分。毕竟大部分领域的一流刊物，都不是被几个名校的教授把持。二、三流学校的教授在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是司空见惯的事。那么点一下各学科一流的刊物，有几个是中文的？几位拿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哪个不是用英文发表论文？他们如果坚持用中文写作，和国际一流学者就没有办法交流，也不会达到现在的水平。

　　当然，我们中国人不会被这番道理吓倒。实在没有办法还有祖宗。甘阳于是引用“几乎每一句都从心底赞成”的香港教授丁邦新的话来说事。可惜，丁教授对理工科用英语写作的问题，也无法为我们中文撑住地位。

　　在甘阳看来他讲的最有力的话大概就是下面一段：

　　要明确“写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用中文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些学问没有地域性，理工科大致如此，容易有公认的标准。人文社会的研究却很有地域性，美国出版的学报很少登纯中国的研究，唐诗是中国的瑰宝，美国有多少一流学报登研究唐诗的文章？

　　外国的汉学家不敢研究唐诗的大家，如杜甫李白，因为古今的评注就难以掌握。这须中国人来作，在哪里发表呢？美国第一流的汉学期刊吗？……由于英美第一流的汉学期刊很少，我们学者以英文撰写的论文努力挤进第二流的期刊，以致我们自己的期刊稿源不足，更严重的是重要的研究没有人肯花时间去做，完全扭曲了学术发展应有的走向。

　　这段话本身，就说明为什么有时候作中国研究的人应该多读英文、日文，多用这些文字写作！丁先生无非是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你们外国人没有兴趣，也不懂，我们也没有必要对你们讲。他的话基本上是歪曲事实。研究唐诗就没有英文刊物登吗？你写出一流的研究看看，绝对不愁没有地方登。问题是，即使是研究中国问题，人家英文杂志和日文杂志的水准也比我们中文杂志的水准高。不是人家不登，是你达不到人家的水平。所以才有“我们学者以英文撰写的论文努力挤进第二流的期刊”的现象。

　　笔者不才，学术文章中文只写过两篇，基本都是一两天之内一挥而就。发表出来算是水平不错的。但是凭这两篇的内容，英文刊物大概一个也上不去。这就是现实。说什么“外国的汉学家不敢研究唐诗的大家，如杜甫李白，因为古今的评注就难以掌握”，这本身就说明自己至少在唐诗方面见识不如人。我们对唐诗的口味，常常被明清人的选本所左右。而很多外国人，直接读全唐诗，对谁是大家小家，理解也多有不同。如果你只知道杜甫李白，大概确实在外国的汉学界混不了。

　　就中国研究的总体而言，水平最高的东西大部分还是用日文和英文写成的。就笔者熟悉的明清史而言，中国一流的学术杂志中的文章，虽有不少佳作，但至少三分之一的文章水平甚低，在英文杂志上根本没办法用。

　　绝大部分文章，都达不到在日文杂志上发表的水平。

　　三.中文写作还是英文写作

　　甘阳最后提出北大聘人的三个标准：第一：主要面向国内博士；第二，聘用留美博士要以学西学的为主；第三，一般不聘作中国研究的留美博士，除非已经证明其人至少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是“领头学者”。

　　为什么要立这个规矩？一般国际上大学聘用的惯例，就是向世界公开招聘。谁厉害要谁。现在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都渐渐走上这样的公开轨道。这也是中国应该走的。在开始向世界公开招聘时，大概不会有什么名校的学生应聘。但随着待遇提高，学术制度的建立，水平的上升，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哈佛、耶鲁的学生把北大博士挤掉。这只能说明中国大学的进步。

　　既然甘阳主张聘用留美博士以西学为主，那么就没有反对要求用英文发表著述的理由。比如研究海德格尔，国内懂的也就这么三四个人。这三四个人真懂假懂，在国际上是否入流，当然要看他们英文的著述。甘阳本人作为一个学西学的留美学生，是否够格在北大教书，也应看他有没有英文著述。如果一个人出去研究西学，英文也不会写，回来糊弄谁呢？

　　甘阳关于不聘研究中国问题的留美博士这一要求更是邪乎。美国的大学研究美国的教职最多。中国的大学当然也是研究中国的教职最多。凭什么这些教职不对留美博士开放？在中国研究方面，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留美博士有着很大优势。在文史领域，日本的水平比中国高出一筹。甘阳讲到这一点时，自己也含糊。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水平。于是加了一句：除非已经证明其人至少在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是“领头学者”。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一个口口声声不要成为人家“附庸藩属”的人，在选用中国研究的人才时，也一定要等美国人承认了才算数。你的独立哪里去了？如果中国的大学选用留美的中国研究人才也要以美国学术界的判断是听，在别的领域当然更得以人家的标准为标准。

　　可见，甘阳的这番大道理，自己和自己都讲不通。而他创造的“留美近亲繁殖”一说，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自己在这一词下作注，说“为行文简便，以下用‘留美’

　　泛指所有留学”。换句话说，留学成了近亲繁殖，躲在家里却不是近亲繁殖。留学生散布世界各地，用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文化中学习。如何近亲繁殖法？甘阳如此论证：

　　如果北大等先天地认定北大教师聘任首先考虑留美博士，那么所有北大本科生自然就明白，读北大博士是绝对没有前途的，是低人一等甚至三等的。由此北大自己就贬低了自己培养的北大博士，这样北大学生自然不屑再读北大的博士，怎么也得到美国去混个博士，以免低人一等。由此就会造成一代又一代的“留美近亲繁殖”，因为北大将惯性地认为只有留美博士才有资格来北大任教，北大学生会惯性地认为只有去美国拿博士才有前途，而读了北大博士的将注定只能去中国三流大学任教。一旦形成这种状况事实上就将永远无法再改变。

　　由此，北大当然注定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它将千年万年地最多成为最好的“北京留美预备大学”。

　　笔者当然不是说在北大读博士就没有前途。但大家不必打肿脸充胖子，最好还是承认现实：出去到哈佛、耶鲁读博士，确实比留北大读博士有前途。甘阳讲这番话，至少是不真诚。你甘阳要是被北大哲学系博士班和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同时录取，你去哪里？你自己是不是“不屑再读北大的博士，怎么也得到美国去混个博士”？

　　甘阳甚至说：“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留学运动，以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这个目标，是不是比“十七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更不切实际呢？笔者在耶鲁读博士到现在，消耗学校的资源至少是十万美元以上。想来甘阳在芝加哥也是差不多。一个人文学科博士的培养成本，用人民币折算怎么也在百万元上下。钱不是一切。但是不能不说，美国的博士不仅老师好，读书苦，竞争激烈，而且学制长，资源充足，我们在有生之年很难看到中国的大学能够与之竞争。同样一个人，上哈佛、耶鲁肯定比上北大学到的东西多。中国培养博士最好的策略是，能够利用美国的资源，把优秀学生送出去，然后吸引回来。

　　这样既培养了人，又省了钱。即使中国一二百年后混到美国这样世界第一的地位，也谈不上什么“结束中国留学运动”。美国人从来不因为自己的大学是世界第一就嚷“结束美国的留学运动”。相反，他们为自己的学生缺乏海外经验而担心。日本如今是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也把自己的皇太子送出国读书。

　　四.西方学界与“中国研究”

　　遗憾的是，甘阳作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位领袖人物，获得难得的机会去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深造，回来后讲的话，几乎是重复他出国前不厌其烦讲的陈词滥调。下面的话就是绝妙的一例：

　　中国从改革以来的留学运动已经二十多年，现在也应该对此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了。理工科暂时不论，如果单纯从文科（为行文简便下面用“文科”包括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看，在很多方面是相当令人失望的，并不那么理想。大多数文科留美博士都挤在美国学术界一个边缘的方寸之地，就是所谓“中国研究”。中国人到西方去留学，本应研究西学的精髓，而西学的精髓乃在西方学界对西方本身思想传统和制度文化的研究，不在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上。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只能说是西学的皮毛之学，因为这个部门研究的问题和方法都是来自西学主流部门的。现在有多少中国大陆留美博士在美国留学是专门研究西学的呢？大多数都挤到所谓“中国研究”领域去了。很多人其实对中国一点兴趣都没有，也要挤进去，自然是因为中国人懂中文作中国研究写论文容易点，以后在美国找工作容易点，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有些人似乎不知道在美国拿个博士只要中人之材就绰绰有余，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才华，中规中矩的学生拿个博士最容易。真正难的倒是今天很少再有人像老辈学者陈寅恪钱钟书那样去留学只问学问不求学位。

　　作为留学运动的参与者，甘阳的反省实在令人惊异。不错，中国的文科留学生，包括甘阳和笔者本人在内，二十多年来成就确实不理想。这怪什么？怪大家出去留学，还是怪大家在留学前在中国所受的教育太差？这些留学生如果不出去而留在国内，是否更有出息？不错，在美国拿个博士只要中人之才就可以。但甘阳却说什么“中规中矩的学生拿个博士最容易。真正难的倒是今天很少再有人像老辈学者陈寅恪钱钟书那样去留学只问学问不求学位”。

　　这个“最”字用得很妙。听起来有点酸葡萄的感觉。中人之才就能在美国拿博士，并不等于那些拿不到博士的人就一定是陈寅恪钱钟书。陈寅恪钱钟书的主要成就在国学。他们那个年代，西方的汉学远无法与今日相比，他们自己知道治学的门径，当然没有必要拿哈佛、耶鲁的博士。

　　但要是搞西学，在西方拿不到个学位，大家当然要怀疑你的资格问题。真出去学西学，最不该学的就是不拿博士的陈钱二位。我不相信陈寅恪钱钟书懂西学的治学门径，能够抛开西方大学的教育体系，自学成为一个亚里士多德的国际权威。

　　笔者还需奉劝中国学人，不要动不动就是陈寅恪钱钟书。两位是不得了的学者。但没有必要奉若神灵。即使在中国研究领域，一批日本学人

　　就比他们成就高。以笔者个人之偏见，陈寅恪比钱钟书无论在学术和文化上都更重要些。但是，仅就学术而不是文化意义而言，如果拿宫崎市定比，人家的成就可能就比陈寅恪高。这不是贬低陈寅恪。也许陈寅恪作为一个文化人，比宫崎市定大得多。但正是因为人家有很好的学术体制，学者安心研究，才能相当的人总是在人家的体制中更能自我实现。日本中国史学家有陈寅恪水准的至少有十几位甚至几十位。动不动就把陈寅恪钱钟书祭出来，只能说明自己是只知道杜甫李白的井底之蛙。

　　笔者在耶鲁读了八年书，而且是研究中国问题。如今尚未拿到学位。更谈不上有所建树。大概属于甘阳所谓应该对自己的留学“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之列的人。但笔者的反省却和甘阳大为不同。首先，笔者是甘阳所谓的“中人之才”，出不来东西不奇怪。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如果一定要找借口，那还是因为中小学基本上在“文革”中荒了。后来上了北大，接受了中国的一流教育。但我们的一流水平有限。笔者本科修中国古典文学，记得当时读一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研究唐诗的文章，不得要领。后来听另一位明白的老师讲，这位名学者根本读不出诗的好坏。他拿一首诗先去问“何其芳同志”。“何其芳同志”只要说这首诗好，他便拿回家去，思想性呀、艺术性呀头头是道地写出来。不知道多少当今中国的博士是跟着这类先生读出来的。如果靠这样的训练来美国读书，能混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了。

　　笔者在美国的经历则截然不同。最近帮我修计算机的一位美国同学，是位学中国古典文学但尚未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后辈”。我问他研究什么，他告诉我是“唐赋”。我听了一头雾水，凭自己本科古典文学对汉赋的知识，摆起老资格来：“赋这东西，许多是文字游戏，怪字太多，中国人常常也不认识。而且往往有形式无内容。值得你这么费力气吗？”对方笑了一下，开始对我如数道来：这些怪字当然有意义。都说秦始皇统一文字，怎么可能一下统一？赋里有许多后人所谓的伪字，其实是文字没有统一前一个字的多种写法。史记汉书都收了些同样的赋，两相对照，用字就不同。这类现象，到唐代基本才消失。其间颇有些文化意义值得解释。等等，等等。听得我目瞪口呆。说人家不懂？对中国没兴趣？搞不了李白杜甫？别自欺欺人了。

　　几年前，我有另一位朋友，是学古典出身的英国人，剑桥的本科，在耶鲁研习古希腊，希腊文、拉丁文俱佳，不仅在校内开课，并拿到学校最难拿的博士论文写作的一个荣誉奖学金。此君最后一年，突然变了主意，要修中国古典。从汉语拼音学起。为了尽快提高中文水平，和笔者搞交换，他教我英文，我教他中文。一两年间，每每看他随身带着中国古典诗抄，穷思苦想。一日突然对我大谈读论语的体会，提及论语和萨满等原始宗教之关系，当时听得我几乎叫起来。你要找中国的古今的评注，找不到他这样的见识。此君后来去了哈佛。我对一位在耶鲁读比较文学的中国学生说：这样的人才是你最厉害的竞争对手！如果一位研究中国古典的后辈问我到哪里研究中国好，我会毫无犹豫地说，到美国来，和上述这两位中文并不太好的人作同学。因为跟他们作同学，才找得到“伟大文明之间的对话”的感觉，才不辜负祖宗的文化遗产。

　　很奇怪，甘阳留学多年，对这些似乎视而不见。他把美国的中国研究理解为西学的皮毛，完全误解了在美国研究中国的意义（此点容另文论述）。

　　五.　“华人大学理念”与文化民族主义

　　甘阳高呼：华人大学如果“放弃了学术的独立自主，便成为人家的附庸藩属”！试问：中国的大学什么时候最有“学术的独立自主”？还不是燕京、清华那一段给人家当“留美预科”、“附庸藩属”的时代？甘阳是否承认：大学是地道的西方文化的产物？

　　就算是反西方文化霸权的思想领袖萨依德，谈起美国的大学来也会声调突变：“在这里，大学就是知识人的乌托邦！”对他而言，美国的大学是其他文化中知识人所不能想象的天堂。究竟什么是“华人大学的理念”？“华人大学”有什么理念？中国只是在晚清才有大学。以后没有一天安生过。只是上个世纪上半期在西方的影响下，大学才刚开始学步了几年。哪里有资本谈什么“华人大学的理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甘阳作为一个搞西学的中国学人，至今还拒绝把西方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遗产，拒绝把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跟着几个心理不太平衡的香港人后面，什么“华人大学的理念”呀，什么西方人对中国没有兴趣、不懂唐诗呀。照他的标准，当年托克维尔二十几岁来美国转了一年多，回去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写了一本“美国的民主”，大概也只能算是法国文化的皮毛了，根本不值得美国学术界重视。可是正相反，美国学术界把托克维尔当成美国研究的最大权威。一位芝加哥的教授曾向笔者骄傲地说：我们这里的学术，超越了任何文化、种族、和国家的界限。这也正是美国大学的精神。只有那些自己没有安全感的人，才一天到晚怕成了别人的附庸藩属。

　　甘阳最后说：北大！抬起你高傲的头，挺起你高贵的胸，不要自卑自贱地低三下四跟人走，而要自尊自信地为“华人大学的理念”走你自己的路！

　　这话跟十九世纪末夏目漱石在日本宣扬的文化民族主义几乎一模一样。早年夏目漱石被日本政府派到英国学习，满怀治国平天下的怀抱，但到了异国却什么也不是，抬不起头来，心里失衡。回国后突然猛醒，声言“要作一个堂堂正正的日本人！”

　　不要自卑自贱地低三下四跟人走。这套文化民族主义的主张，日本人在二战中为之付出了代价。

　　笔者不明白，为什么一百多年后，我们中国的文化人一定要重复夏目漱石的论调。夏目漱石说那些话，虽然空洞，但可以理解。日本人当时在英国，不仅是被边缘化，而且属于贱民、异类。夏目漱石要克服的心理挫折感想起来就令人生畏。换了我辈未必能作得更好。

　　我们这些留学生则不同。我们拿的是最高奖学金，上的是一般美国人不敢想的“世界一流大学”，颇受优遇。而且在校园中，中国文化不仅不那么边缘，而且还很热，甚至很“中心”。也许笔者感性迟钝，没有被边缘化、被视为异类、或成了“附庸藩属”的感觉。

　　笔者倒是觉得应该提醒国人，不要轻信在外面混的一些中国人关于西方人不懂中国文化、不懂唐诗等等一百年前的老调。这些人在“江东父老”面前不愿谈的是，西方有许多对中国文化非常有兴趣和热情、而且也非常有理解力的文化人。可惜那些说人家不懂的人自己写不出东西来。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对中国人会说：“外国人不懂，我写也没有用。”到了人家那里又会说：“这些事你们不是中国人就很难理解。”这类人多了，聚在一起，自然会自拉自唱“华人什么什么的理念”。

　　笔者希望，甘阳在鼓吹中国大学不要成了西方的“附庸藩属”之前，不要先成了这类人的“附庸藩属”。作为曾经是中国“西学”领军人物的甘阳，应该真正为把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作

　　一些里程碑式的贡献，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在世界学术界“登堂入室”，写出让西方人动不动就引用的东西来。不要跟着几个香港人后面，一天到晚抱着“唐诗三百首”来充当中国文化的卫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