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2011年5月5日晚，“五道杠少年事件”发生后的首个周末，从武昌郊区一所封闭式寄宿学校归来的新闻主角——初一学生黄艺博打开电脑，在漫天的评论和谩骂中哭了，他问身旁的父亲：“我哪里错了吗？”

　　黄宏章和妻子马晓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得告诉儿子——这才是他一直身处的真实世界。

　　对于仅拥有13年人生经验并长期被正统教育观追捧的黄艺博来说，这是一个姗姗来迟的真相，而更大的困惑在于：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现实还有硬币的另一面。

　　黄艺博有着灿烂的童年，充满正确、荣誉、赞扬和过于远大的理想。他被塑造为样本，成为武汉八十多万少先队员学习的对象。2009年，黄艺博当选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佩戴上该市独创的“五道杠”臂章。

　　这成就了一个光荣的家庭和一个符合主流审美价值的德育新星。在2011年3月的一则本地宣传报道上，黄艺博被描述为一个“一两岁熟知成吉思汗，两三岁看‘新闻联播’，7岁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的天才政治少年。

　　意外的是，这一次赞誉并未如期而至。高度聚合的主流因素率先触发了互联网的不信任情绪。两个月后，随着黄艺博更多的信息被披露，其过于老成正统的形象和充满官气的话语抵消了人们对少年儿童的天然热爱，并将黄视作揶揄权威和反讽现实的标本。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舆论角力中，黄艺博被喧嚣裹胁，又如孤舟般隔绝。这个在不恰当的年龄被过早推上巅峰的少年，如今又将在不恰当的年龄承受沉重的挫折，并重新面对他的过去与未来。

　　“我不是坏孩子”

　　黄艺博的家是个典型的双职工家庭，有成摞的书籍和两辆自行车。虽然环境一般，但他们有个让人骄傲的儿子。“人人都羡慕。”每一个邻居都这么评价。

　　五一节过后，黄艺博就隔离于公众视野，他被学校的围墙和铁门严密庇护着。只有一沓遗留在家中工整的书法习作还在显示着他曾有的寻常志趣和心情。

　　如今，一切已变得不同。“所有人都在曲解我们。”47岁的黄宏章在狭长的客厅里踱步，仿佛这样才能减轻他的愤怒，“我们每一次回应只换来无休止的谩骂。”他的妻子马晓丽则在一旁漫无目的地摩挲着儿子的书，“这样我能感觉和儿子在一起。”

　　这个被高度聚焦的家庭位于武汉市江汉区一个破败的家属区，1990年代由两家单位合建而成。现在它满墙斑驳，像一块伤疤陷入华丽的高楼群里，等待着随时可能到来的拆迁。

　　黄艺博的家在院子最深处，那是个80平米的普通两居室，由于楼层矮，洒进不了多少阳光。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职工家庭，有成摞的书籍和两辆自行车。虽然环境一般，但他们有个让人骄傲的儿子。“人人都羡慕。”每一个邻居都这么评价。

　　2011年3月一篇本地媒体的报道成了这个平静家庭的转折点。当时黄家作为培养儿童的成功范例进入记者的视野。后来的新闻稿里，黄艺博被描述成一个极具政治素养的“天才儿童”——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从不玩游戏，理想是“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

　　一个天赋异禀、心怀天下的美少年形象被勾勒出来，并具体化在一张戴着红领巾和“五道杠”臂章（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的标识）的配图上。这引来了麻烦，“我最多只见过三道杠，一开始，我以为是在恶搞。”一位微博用户说。

　　一些深具娱乐精神的网民无意发现并介入关注这位“五道杠”少年，随即发现了更多。4月30日，黄艺博的博客被曝光。“官样”照片陆续传出，一夜之间，博客访问量突破百万。

　　5月1日，劳动节假期，一条匿名短信稍稍扰乱了黄宏章的心绪——“你的儿子很出名呀！”黄问：“你是谁。”对方说：“我是谁没关系。”

　　这个不祥的预感随着次日中午黄艺博在电脑前的一声惊叫而应验。此时，他的QQ正被海量请求添加，照片也被加工成各种形象疯传于网站与论坛。人们对黄艺博表达着厌恶，认为他是功利主义教育下失败的象征。

　　黄艺博的脸色逐渐发青发白，手也有些颤抖。闻讯赶来的黄宏章关了电脑，但仍然无法让他脱离恐惧。黄艺博一会儿木然地问父母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喃喃自语：“为什么这么说我？我不是坏孩子。”

　　吃午饭的时候，黄艺博一口未动就往外走。母亲马晓丽心疼，就把一袋饼干塞到他书包里，但黄艺博却背着她悄悄拿了出来。马晓丽把儿子送到公车站，回来想着不放心，哭了。

　　纷至沓来的记者把黄宏章和马晓丽赶到崩溃的边缘。在最初的那几天，舆论尤其是互联网将黄宏章夫妇形容成一对急功近利、刻板虚荣的旧式父母，“罪名”是操控并炒作儿子黄艺博。他们选择躲避，常常要凌晨才回到家吃晚饭，觉也只能睡半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