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体制改革是众人瞩目的热门话题。为了探讨改革的思路和对策，上海教育学会、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和《教育发展研究》杂志编辑部，于1999年3月召开了“教育制度创新”研讨会。参加研讨的人员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长春等地，就当前教育改革中一些基本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展开了争鸣，气氛热烈，各有见地；虽然认识相左，却发人深思。现将会上的发言加以编辑梳理，冠以标题，供民办教育界同仁参阅。
一、我国教育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还是不适应？
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这是人所共知的通理。我国的教育，经历了近50年的风风雨雨，道路坎坷。改革开放以来，在拨乱反正后，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世人瞩目。与此同时，教育当然没有停步不前，但发展是否完全与之同步？会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从公立学校“转制”的动因谈起的。
上海教科院朱怡华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认为：上海长期以来是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控制下发展的，特点是公有制国有企业发育比较充分，私营经济比较弱小，有能力独立拥有或者租赁符合标准的校地、校舍来举办公益性教育事业的不多。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政府在办学体制改革中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就是要拿出一定的教育资产，通过运行机制的转换----“转制”，使教育资源的构成，由原来的一元化（政府投资）向多元化（启动社会投资）发展。
关于上海办学体制改革的动因，她强调指出：在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的情况下，改革不在于规模的扩大，而在于满足高质量的需求。质量的需求碰到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不足。尽管上海基础教育的各项指标在全国名列第一，但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经费不到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二十分之一。这样的水平只能维持学校正常开支的60%左右，要办高质量的教育就有困难。多年来，上海教育的总体质量与老百姓的需求之间发生了矛盾，压力非常大。教育体制的改革，包括公立学校的“转制”，主要目的是通过投资体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转换，达到提高学校教育质量，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北京“十一”中学李金初校长认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因，不是为了变换投资体制，也不是为了转换机制，这些都是表面的理由；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在阐述这种变化时说：变化包括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分配结构的变化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这是人人皆知且有深刻体会的事实。这3个深刻的变化，要求教育结构必须与之相适应；如果不适应，就是教育脱离经济，就是教育滞后，就是教育拉经济的后腿。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是实践中已经验证了的真理，谁也无法否定。
对于教育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李金初同志从建国后的历史发展做了说明。他说，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经济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民办教育到底发展了多少？我们见到是民办中小学数量少得可怜，大学更甭说。他列举资料说，全国民办中小学加起来有3500所，在全国70万所中小学中占0.5%，这叫做：“政府办学的格局几乎没有打破”。这样的改革力度，这种教育体制结构，与经济的发展完全不相吻合，怎么能够推进经济的发展？
那么，建国以来我国教育与经济的发展是不是一贯脱离的呢？李校长认为：不是的。“文革”以前，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是完全吻合的，因为原来的私立学校都经过“改造”，变成公有的了，所以与计划经济体制完全吻合。“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动乱，但乱有乱的吻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大转折，大家都“拨乱反正”：经济、教育还有科技，都“拨乱反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方向却完全不同。经济上的“拨乱反正”，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与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实际上已经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所以国家的经济越搞越活，成绩世人瞩目。教育也“拨乱反正”，但侧重于政治上的平反，这当然是小平同志的伟大功绩。当时的口号是：“回到17年”。“回到17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体制上去。所以这些年来教育的“计划性”越来越强。很明显，从那个时候开始，教育和经济就脱离了。经济往前迈大步，而教育事实上却往后退。试想，教育改革不在体制上下功夫怎么行呢？
所以说，教育体制的改革，包括民办教育的创建、公立学校“转制”，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与经济不适应而不是管理上的缺陷。他接着又强调：现在教育要满足社会的高质量、高水平需求，为什么过去没有呢？道理很简单：老百姓没有钱。即便有这样的需求，也是压在心里，会表现得象现在那么强烈吗？会有这么多的选择要求吗？而现在要求高质量，要求选择，根本原因就是经济状况，任何人都不能回避。
二、上海的教育经费是够了，还是差得很多？
有资料说，上海的教育经费比较充足，教育改革重点不在于扩大学校的数量，关键在于提高质量。
李金初校长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什么叫“充足”，有一个标准问题。大家非常明确的是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穷国办大教育”。这是一个基本情况，千万不能忘记。我们的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而且是少得十分可怜。研究人员讲了好多情况，谈了好多资料，说上海的钱（教育投入）最多。这没有问题，上海是全国第一。但是上海的钱跟发达国家比一比，多不多？
去年年底，我同夏秀蓉主任去了日本。在东京了解到：日本的人均工业生产总值是我们的40倍。他是4万多亿美元的水平，我们是1万亿多一点美元的水平。他们的人口是1.25亿，我们是12.5亿。人口我们是他们的10倍，总产值我们是他们的1/4，所以他们人均是我们的40倍。东京中小学教师人均月工资是80万日元，约合5万人民币。在中国，人均月收入是否能达到1000多元？上海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数字？可以肯定，全国平均绝对达不到。即便是达到了，日本也还是我们的40倍。所以，我们就算是钱比较多，也还是少得可怜。
与此同时，我研究了国外许多学校的办学水平，看看与我们的学校究竟有多大差距。我到国外考察世界上的名校，发现教师学历水平较低的一所学校，它的教师中研究生和博士生占到了62%，最高的一所学校达到92%。我们恐怕都还差得很远。也就是说，我们要办高质量、高水平的教育，相对于这个水准来讲，投入的资金恐怕连上海也还不太够，还是比较缺少。当然，上海在全国来看绝对是优越得很，发展得非常快，而且政府 非常重视。
三、“转制”是否非薄弱学校莫属？
“转制”，以哪一类公办学校作为首选？对此，与会者说法不同。
上海教科院朱怡华同志首先指出，公立学校“转制”是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一种表现,不能搞“翻牌子”学校。“翻牌子”是只增加收费，其他原封不动，不转变机制。“转制”的目的从总体来说是为了增加好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好的公办学校不应该“转制”，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好学校，家长学生都愿意来，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如果它们也“转制”，如虎添翼；再加上一个集资的渠道，结果是越办越好，把别人越丢越远，差距拉得更大了。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先扶持那些办得的不好的学校。
北京“十一”中学李金初校长则认为，说只有薄弱学校才能“转制”，这是没有根据的。黄菊同志93年讲话的意思是：把公立学校，包括基础薄弱校进行改制。是不是只改基础薄弱的学校呢？不是这么讲的嘛！好的可以改，不好的也可以改；基础不薄弱的可以改，基础薄弱的也可以改。不光是可以改，而且一定要改。怎么会得出“只能改基础薄弱学校”这么一个结论呢？美国的公立学校也在转制----公立学校私营；体制上有一定的变化，运行机制上也有一定的变化。公校私营，25个州通过了《公校私营法》。要看到，他没有经济的原因，政府拨钱啊！所有学校都同样拨款，然后公司经营；经营得好，节省100万，这100万就是你的盈利。我们的“转制”改革，原因与美国根本不同：他的根本原因在管理，在提高效率和效益；而我们改革的原因，首先在于经济。当然也有管理的原因。穷国办大教育是我们的国情，穷国是指经济上穷，不是别的。
另外，说公立学校“转制”搞得不好就是“翻牌”收钱。其实，公办学校“转制”改革必须有两个最重要的条件：
1、政策到位。政府的政策不到位，自主权没有，达不到目的。
2、选好校长。这一点非常重要。校长只会收钱，不会搞教育教学改革，不会提高效益是不行的。
“转制”与很多方面都有关系；要有条件，有方针，这都是可以定量计算的。所以，“翻牌”不“翻牌”，一是看政策，二是看校长。
“转制”改革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是毫无异议的。因为有个界定：学校的资产和今后的资产增值均属于国家所有，属于全民所有。不管是好学校还是薄弱学校，转的不是所有制，怎么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呢？
“转制”，是部分公办学校走出困境的一条有效的体制选择的道路。这对促进基础薄弱学校改变面貌绝对有作用。我赞成所有的学校都成为改革的对象。但哪一种转会更好一些？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当前要考虑到民众的承受能力，转稍为薄弱一点的，策略上较为合适。
上海普陀区教育局周燮鹏副局长根据该区操作的实际经验，认为“转制”一所学校应该是有选择的，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普陀区拿出来进行“转制”的学校有薄弱学校，也有比较好的学校，也有很好的学校，各种各样。其实，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对“转制”加以限制是没有必要的。不是说“转制”学校非薄弱学校不可，或好的学校就不能转；但他觉得，把“转制”与改造薄弱学校两者结合起来也是很好的，并举了兰田中学的例子：这所学校前几年是教学质量“低谷”学校；换了几次“班子”，还是不行。因为长期以来学校的工作状态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和定势，换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据此，我们让他“转制”。“转制”是三步曲：一是撤，二是建，三是转。
第一，下决心撤掉这所学校（取消建制），把老师、学生分配到周围的学校，撤空。
第二，在原校址建一所新学校----兰田中学。给一定的政策，全区招生。重点中学招生以后，他可以招。要求他们在办学构想上、质量上有新“招数”。他们和华师大的外语系合作，创立外语特色，打出了“三自两高一特”的口号：自主、自立、自强；高能力、高素养；外语特色。定出了办学目标，学校自己努力去达到。新学校建立两年，情况与以前大不一样，生源也好转了很多。
第三是实行“转制”。“转制”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原来两届学生享受公办学校的待遇，新招的学生“转制”属于民办。现在这所学校办得非常好，生源没有问题。
去年，毕业生的平均成绩达到473分，是进入重点中学的水平。他100%的学生进入了重点。与此同时，社会声誉好了起来：招生名额是300名，有1000多人报名，招生时校长躲起来，想通过“打招呼”进校的人太多。
这所学校办了以后，普陀区接连办了其他几所，效果都是不错的。我的体会，关键是选好一个校长。
四、“转制”的内涵，是体制转换，还是机制转换？
公办学校“转制”，到底指的是机制，还是体制？对于这个问题，虽然比较多的人认为是机制的转换，不是体制上的变化；但是，也有人认为，如果仅仅是机制的变化，那么所谓“转制”就毫无意义。因为公办学校也可以通过政策措施促使其转换机制，增加办学活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使一部分薄弱学校改观。
上海教科院研究员朱怡华明确指出：“转制”的目的是改变一批薄弱学校的面貌。为达到此目的，“转制”应进行3个转变：
一、在教育资源国有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教育资源的重组，转变投资体制。什么叫转变投资体制？就是从原来单一的政府教育财政投资转变为政府和社会多渠道投资。
二、转变管理体制。从政府原来直接的指令性的行政管理，转变为一种宏观的、指导性的调控管理。
三、运行机制转换。学校在内部的管理上，在经费的使用上，在教育教学的组织上，在人事分配上，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调动学校和社会的办学积极性，提高办学质量。
李金初校长对“‘转制’是解决‘自主权’问题”的说法不予认可，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他引用新加坡的实例说：新加坡的“自主学校”是政府给钱办的，绝对是公办，办得特别好；它实际上是从管理上解决了自主权问题。解决自主权不一定要“转制”。我国“转制”的民办学校还毕竟是少数，难道绝大多数公办学校就不准备给它自主权了吗？这说不过去。学校要获得办学自主权不一定要“转制”，当然，“转制”可以加速实现办学自主。那么，学校“转制”，转的是什么呢？是运行机制。主要有两条：1、经费筹措机制；2、管理机制。管理机制就是要有办学自主权。
“转制”学校的经费运行机制，实际就是停止国家拨款，由学校向社会筹集资金。这是一个法律责任的转移。办一所学校，经费有2个部分：一是把学校先建起来，这是固定资产的投资；二是日常事业经费的筹集。转制学校的特点是房子、地皮、桌子、椅子已经有了，这是国家的投入，因此政府依然是办学主体；同时，办学主体还应该筹集事业费、日常运行的经费。但事业费和日常运行经费的筹集已经转给了承办者，而且是依法转移。谁承办谁负责，他承担着日常经费筹集的法律责任。那么，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和“转制”学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公办学校经费不足，如果发不出老师的工资，老师要罢课了，责任找谁？找政府，不能找校长。校长只是政府的派出人员，代发工资、代为行政。而民办学校找谁呢？找民办学校的举办者。“转制”学校找谁呢？找承办者。
上海普陀区教育局周燮鹏同志根据该区民办学校的运作经验，认为公办学校“转制”成民办学校，主要是建立了一种新机制，由此激发办学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他说：有的人很“懒”，但到了民办学校就不懒了，而且校长也没有天天做思想工作！这是为什么？实际上是民办的机制使学校与教师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很有力、很稳定：他到学校来，认为是受雇佣的，校长叫我今天上班或者明天上班我都得听从。“雇佣”的意识有了，那种工作态度差“你拿我没办法”的“大锅饭”惰性很明显地改变了。举个例子，我们有一所高中，是民办，学生生病了，班主任主动到病房里去给他补课；周围的病员都夸奖民办学校确实负责，而且不收钱。其他学校能做到吗？我看大多数学校和老师都做不到。在公立学校，教师的积极性要靠组织领导通过说服教育去调动；而在民办学校，靠的是机制。这是自主办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民办学校的机制好，还体现在社会对它的制约上。社会逼着校长非自主不可，非要搞出一点名堂、质量不可。过去的公立学校，什么都是现成的：要人，人事科给你送来；经费，计财科给你解决；招生，用不着你担心，中招科把学生的材料包好，打电话让他来拿；桌子坏了、设备不到位，计财科给他送、配。如此等等。他是老爷办学。民办学校就不一样了：缺教师，要去找，差的绝对不要，要好的，他早就瞄准了哪些学校有好的教师要退休，赶快请他过来，甚至“三顾茅庐”上门请；学生招不到，学校“吃不饱”，就要努力。没有生源他们就急了，指责我们政府批准了太多的民办学校，校长要到处找生源。这样的校长，真正象一位校长。今后的教育家如果要出，就出在民办学校里。他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天天思考，一点都不能松懈。这靠的是社会对他的制约：质量不行，就没有生源；没有生源，就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就没有老师，那怎么行！现在，对民办学校管东管西，管头管脚，其实是用不着的。这比行政管理的老办法有力得多了。
国家构想了许多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设想，最早实现应该是在民校，这是机制----新的“生产关系”带来的活力。我想，这是我们苦苦寻求的、要解决大批政府办学弊端的办法。
“转制”学校是怎样运作的呢？周燮鹏同志总结的话是“国有、民办、公助”。
“国有”怎么体现？就是所有国有资产、增加的资产，登记造册；政府租赁给学校，而且费用很低。这就体现了资产的国有。当然，学校要对国有资产负责。
“民办”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校长自主管理学校；二是学校经费投入渠道的改变，形成多元投资的体制。国家的“人头费”不给了，人员由学校自主聘用，但教师的编制属于国家；工资进入档案，封起来。学校自己发工资。学校在人员的工资福利上实际上承担了两块：一块是人员原来的国家工资；另一块是奖金。还有一个“两金”（医疗、养老），由学校付给。所以教育的改革成果实际上还是教育系统来享受。
“公助”体现在哪里？第一，政府的校舍借给你，低租金收费，已经体现了公助。当然也不是“一步到位”。先少收一些，譬如2～3年，这期间实际上有点“养”的性质；到学校自己有办法了，就多缴纳一点，这里有一个过渡。这也是体现公助的。第二，学校教师参加教育局组织的各种各样培训（包括行政的）是免费的；教研室到学校视导、督导，也不收费；评定职称也基本不收费的。这些都体现了公助。
学校“转制”以后，怎样体现政府办学？不管是民办学校，还是“转制”学校，政府对学生也有一个投入的问题。我们提出学校的“生均经费”由政府拨给，有多少学生就拨多少。这与国外的教育“代价券”差不多。
五、民办教育当前需要的是发展，还是规范？
对于民办教育的发展与规范，有人觉得现在强调约束规范太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发展；更有人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规范办学行为刻不容缓。
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办公室尹后庆主任就民办教育的发展与规范作了辩证的分析。他说：上海在1958年要普及小学教育，那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社会教育资源缺乏，于是发动社会包括一些家庭妇女来办学校。当时的民办学校，后来全部转为公办了。现在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经济多元化条件下，通过发展民办学校来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多元化，必然呼唤教育体制的多元化。但是，由于中国长期是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所以现在搞教育体制改革，走多元化的道路，有点“磕磕碰碰”，不那么顺利，多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对于民办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阻力，尹后庆同志强调指出：教育改革，在很多方面跟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不那么成熟。虽然政府花了很多力气去推进，但是改革当中还是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教育体制本身造成的，是民办教育的制度不够成熟。还有，我国长期在单一的教育体制中运作、管理，因此，在如何看待新生的民办教育上，各有各的想法。这样，民办教育的发展就遇到许多矛盾。应该看到，虽然有矛盾，但总体上还是在前进，处于在前进中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之中。民办教育现在碰到的种种问题，都在呼唤着一个全新制度的建立。因此，教育制度创新是当前一个非常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他列举了上海几所学校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后，说明当前对管理部门提出了一个任务：尽快建立和完善民办教育管理制度。
例如，有的学校是企业办的，办学者借了钱，投资收不回来怎么办？把收到的资金引入其他领域，参股，行吗？它的董事会和校长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还有董事会的职责应如何定位？这些都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制度，通过制度来解决。
还有，家长给学觥熬枳手?А钡那??祭康蕉?禄崮抢锶チ恕Ｕ庑┣??绻?迷诤⒆铀?诘难?＃?比豢梢裕?蛭?獾扔谖?ち送蹲收撸?页ぃ┑娜ㄒ妗５?茄?５牟莆裼啥?禄嵬吵铮??悄萌ド昵氚炱渌??Ａ恕＜词拱煅У木?延薪谟啵?Ω檬茄?５慕逃??穑???３ぴ斗⒄故褂茫?霾荒苣米摺Ｈ欢??颐嵌圆莆袢狈?喽健Ｕ夂艋轿颐墙?⒀细窈侠淼牟莆窆芾碇贫然蛘呓?⒁恢只?鹬贫龋?员；ぱ??图页さ娜ㄒ妗?
学校董事会撤换现在的校长，聘请另一个人做校长，这要有一定的手续，必须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校长资质认定。
还有老板办学，除了学校还有一个大商场，甚至准备搞一个娱乐中心，要家长买俱乐部的会员卡，交会费，这不是“捐资助学”的钱，学生离开学校是讨不回来的。这不是制造矛盾吗？
针对上面说的种种问题，尹后庆同志指出：实际上民办教育在发展中，呼唤一种完善的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应该是多方位的。包括政府对学校的制约和控制，学校内部董事会和校长的关系，财务管理制度，等等。它的最终目的，是保障民办学校长远地、健康地发展，保障民办学校学生和家长的权益。如果民办教育发展的开始主要是能不能办学的问题，那么现在突出的矛盾是在民办学校的管理上。
他说，上百所学校里，一所学校出了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传得很快，从上到下，舆论一轰，报纸一登，把整个民办教育的名声弄坏了。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处理这类事情，一定要非常慎重。
尽管如此，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是很有希望的。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偏差，不奇怪。而且认识上也不完全一致。公办学校“转制”，有人说：“你不要转了，给你收费的政策不就行了吗？”所以要研究：“转制”是不是就是为了提高收费？很多公办学校转制的实践说明，“转制”并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收费。这是认识上的误区。
“转制”应该涵盖什么内容？上海宝山区教育局张犹策副局长认为，把一部分公立学校“转制”为非公体制的学校，可能是上海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但是，改革要使其规范化必须首先“正名”。他说，公立学校体制改革，是对“公立”说的，实际上就是说：“公立”这个制，能不能改？“公”这个体制，是改革、转变的对象。在讲到“公立学校多种实现形式”时，必须有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公立”。在实现形式上，你可以作各式各样的文章，但不能离开“公立”这个前提。“转制”不应当是“非公立化”。
然而现在民办学校情况是多种多样的。
一种是公办学校的校舍给企业去办学，他交付“使用费”。这种学校的申办、主办，都不是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门只对这所学校进行物业管理，收取物业管理费。
有的学校，是政府自己主办，聘请一个校长来操作、经营，这和上面讲的是两回事。这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还有一种情况：一所学校撤销了，学校里面的设施、设备政府供给社会；招标，让社会来用，这也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现在，进行教育体制改革，象上面这些情况复杂纷纭，混在一起，没有规范就很难操作。例如，能不能把我们政府主办学校的权力交给其他人？教育行政部门能不能搞物业管理？如果政府主办，聘请校长来操作，发生了问题，责任都是政府的。如果进行物业管理，不违反物业管理的规章制度，我们是不承担办学责任的；教育行政部门是依法行政，依法对学校进行约束的。这两种情况在上海几乎是没有分开。
前期“转制”的学校，是我们委派校长的。有一部分已经逐步适应了自主独立办学的模式，有的校长提出：能不能让我们往前迈一步，将体制改革再深化一步？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还有，能不能考虑“转制”学校的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按比例合理配置？允许不允许逐步变化？对承办者的利益，理所当然是必须考虑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考虑这条路要继续走下去，两种资产的比例按照一定的规范和程序逐步调整是否可能呢？张犹策同志举例说，有一所幼儿园，是园长承办的，借贷资金120万，造了一幢大楼。我们给他明确讲：你这所学校是公家的，你造的楼也是公家的。120万你必须还，不还是你的责任。是公家的，怎么要她个人还呢？这时候，有一家企业有兴趣，希望参与；一看，进来要背120万元的债务，就不敢来了。现在，“转制”学校是校长承办的，因此所有的风险都是校长的，所有的创收都是国家的。这合理吗？他接着在规范办学上提出了几个问题，都是值得研究解决的：
1、把公立学校的体制转了，到底可不可以？如果不能变，干脆就别试。如果能变，要讲清楚允许在什么领域、什么地方可以变，有了“章程”就不至于造成后果的混乱。
2、学校的主办权和设施的使用权要分开，否则，公立学校的“转制”和程序就无据可依。他可以是民办学校，也可以同时是“转制”学校，在管理上就没法操作了。有的企业，租了你的校舍，缴了注册资金，申请主办这所学校，这就是民办学校；有的“转制”学校校长提出：我自己承担注册资金，我向教育局交纳租赁费，算不算民办学校？现在，有的校长对政府发出了怨言：“你要我的时候，就要我来；不要我的时候，我非走不可，因为我是你们任命的”。这对教育改革的深化非常有影响。
3、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的“转制”学校，到底它是一种过渡的形态，还是终结的体制？我们现今的教育法规，只有两种体制，一种是政府财政办的、即公办的；另一种是非政府财力办的，即社会力量办的。法规中没有其他的体制。我们往往把“转制”作为另外的一种体制，到底是公办的机制改革，还是体制改革？还是就是现在这种体制？这都需要用健全的法规来解决。
4、为了使“转制”实验进行得更细致与合理，需要研究公立学校经过哪些转变可以变为非公立学校。现在没有一个权威的标准。在时间上，一年，可不可以？不知道。怎样才能转变为非公学校，也不清楚。没有一个规范的程序来指导公立学校向非公学校转变。至于如何管理，就更难说了。所以说，规范是当务之急。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还是缺乏规范性的规章细则。张犹策同志说，我们国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投资办学，所有的资本都不许拿走，统统属于学校所有。现在，愿意合作办学的团体、个人、企业，包括海外的都有。投资总是有它的“寻利性”的。但是我们没有政策；即使有政策也是不准“寻利”的。这些外来的资金本来是可以投到教育事业里面的，但作为政府雒呛苣鸦馗础Ｋ?哉飧鑫侍庖彩秦叫韫娣兜摹?
六、发展民办教育，政府应做些什么？
研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在鼓励、支持、帮助社会力量办学上，各级政府虽然在认识、措施上尚有不足之处，但许多法律法规的出台、民办教育飞速发展的事实说明，政府已经和正在加大对民办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发展民办教育上，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走。
上海教科院朱怡华说：搞办学体制改革，学校已经在行动了，政府要跟上去，要学会宏观管理，要学会依法管理。我们有些政府操作部门还不适应，往往习惯于一种微观的操作型的管理。比如说：政府会代替学校作出决定请哪一位来做校长。有的学校把收来经费转移走了，但政府没有调控的手段，等等。
普陀区教育局周燮鹏副局长认为，“转制”学校引进民办的机制，带来了活力，这是机制上的活力。但是，这一块上我们的文章没有做足：政策没有完全到位；数量太少，实际上还可放宽一点。完全可以利用这种机制、这些经费，放开让他们发展，速度会很快。
他指出，现在民办学校的发展空间、环境、土壤都有缺陷。自主办学要有社会环境，不是一个文件、一个政策就能解决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一个企业家要适应这个转变必须有若干条件，那就是企业的生产要素在市场里必须都能找得到，没有市场怎么能办企业呢？在教育领域里，民办教育的空间、环境、土壤成熟吗？条件完善吗？这些是要靠政府来培育的，但还没有完全解决。例如，民办学校的教师大多数是退休的，面临“老化”问题，作为政府怎样来解决，是要考虑的。学校如果经费有困难，向谁来借？有没有一个提供融资的渠道？没有。另外，所有的办学设备，社会上有没有提供服务的呢？没有。学校还要找计财科，包括设备上的技术问题，都要找政府。政府对民校的管理还是“老套套、老办法”，还是按照公立学校那一套操作运转。民办学校要靠你，就要听你的，自主办学肯定受到制约。政府在研究民办教育的时候，着眼点往往是把他“管住”，在经费使用上、招生上，不要出乱子，给他种种制约。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学校的发展需要我们要给他创造什么条件。也就是如何支持他、鼓励他发展，因为它是国家教育事业的一个的组成部分。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中“转制”学校的审批问题，有人认为现在政府卡得太紧，把原来由区政府审批的权限收上去了。其实，上海在公校“转制”上，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区县也积累了不少实施的经验，上面不必过分担心；把审批权收回去，然而又不承担责任。区里可以自己操作的事情，责任自然是自己承担。实际上，大家都要对社会安定负责，我们不会推诿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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