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闵乃本教授个人简介

　　2月2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灯火璀璨，鲜花如簇，气氛热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这里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排在200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队伍最前列的，是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闵乃本和他的团队成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自为他们颁奖。

　　走上这个高高的领奖台，闵乃本用了整整19年。而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里，他已经奋斗了半个多世纪。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毕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能将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上世纪50年代末，闵乃本在著名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冯端教授的带领下，闯入了当时国内尚是空白的晶体缺陷研究领域。他与同事们一起自行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轰击仪，成功地制备了难熔金属单晶体，为开展晶体缺陷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

　　从上世纪70年代起，闵乃本开始对晶体生长进行研究。1982年，他的41万字专著《晶体生长的物理基础》问世，成为当时国际上第一本全面论述晶体生长的理论专著。

　　1983年，闵乃本在美国犹他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成功解答了“晶体表面粗糙化”这一难题，成果被国际晶体生长学界誉为“近10年来晶体生长理论领域最具有突破性的成果”，他也因此获得美国“大力神”奖。鉴于闵乃本出类拔萃的研究业绩，美国晶体生长协会副主席罗森伯格教授主动提出要与他签订10年工作合同，劝他留在美国继续研究。面对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面对这个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他没有心动，而是毅然踏上了归国之路。

　　“1984年，中国发生的两件大事鼓舞了我，使我感到自己的学术设想有了实现的客观条件：一是中央决定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二是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国家计委确立建设的首批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毕生最大的追求，就是能将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祖国和人民。我的童年时代，正值日寇侵略我国，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幼小的心灵萌生了振兴中华的理念。如今，中国知识分子迎来了振兴中华、实现理想的大好机遇，我当然应该选择回来。”闵乃本多次这样表明自己的心迹。

　　也是在1984年，科学家发现了物质的一种新的形态——准晶。此后不久，闵乃本提出设想：“是否可将准晶结构引入到介电体超晶格中，构建准周期超晶格？”

　　当代信息产业的基础是微电子产业和光电子产业。微电子产业的基础材料是半导体，而光电子产业的最重要的基础材料是介电体。所谓介电体是一类不导电但透明、具有特殊光电功能的晶体。通常，材料科学家追求材料结构、成分的均匀性，而闵乃本的课题组在均匀的介电体材料中引入了不均匀性，并且这种引入的不均匀性是有序的，于是在这种材料中就出现了全新的性能和效应。

　　从1986年开始，闵乃本课题组研究的就是介电体超晶格材料的设计、制备、性能和应用。通过将近20年的努力，使得这类材料从冷门变成国际热门领域，使得在光电子学、声电子学、材料科学的交叉领域诞生了一门被称为“畴工程学”的新生学科。斯坦福大学费耶尔教授的说法也许能代表国际学界的评价：“闵教授和他的同事在这个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自己最富创造的年华已经流逝，不可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完成全部的学术设想”

　　“1984年，我已经49岁了，意识到自己最富创造的年华已经流逝，不可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完成全部的学术设想。1986年，当我决心实现自己的科学设想时，就决定通过建设团队来完成，通过招收研究生，边培养人才边推进研究工作。”现在，在聚光灯下，在领奖台上，闵乃本最喜欢说的还是他们的“团队”。

　　1982年，南京大学毕业的朱永元在苏州一家工厂工作了3年，被闵乃本慧眼识才，招进了课题组；“老三届”毕业生祝世宁，年轻的陆亚林、陆延青也相继进入闵乃本的团队，成为他的博士生。考虑到研究项目从纯基础的科学很有可能发展到应用，从1986年开始，闵乃本决定招收一些具有工科背景的研究生。陆亚林回忆说，1988年，他在浙江大学获得工学硕士后，慕名想到闵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但又顾虑重重，担心自己的物理背景不够。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闵乃本写了一封信，出乎他预料的是，闵乃本很快就亲笔回信，对他鼓励有加。陆亚林的人生因为这一封信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99年后，课题组又先后引进了非线性光学专家王慧田教授和固体激光技术专家何京良教授一起进行合作。就这样，一支理工相结合、知识与年龄结构合理的团队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攀登之路。

　　在闵乃本看来，一个学术群体的发展，不是随意招一批人、添一批设备就可以成就的事情，而是一个包括学科知识、实验技能、研究成果等不断积淀的过程，还包括学术传统、学术氛围、科学精神的传承。置身在一个学术氛围良好的群体中，青年人就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出突出贡献。闵乃本对弟子的要求很高，上世纪80年代，国内一般的科研论文都是用中文撰写，但朱永元师从闵先生读研究生时，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就被要求用英文写作。闵乃本这样告诫他：“我们的工作应该拿到国际上去竞争！”朱永元还回忆说，闵先生指导学生的方式是与学生在一起讨论，提出的问题切中要害，常常让学生回答不了，却每次都能让朱永元受到启发，向更深的地方钻研。

　　弟子们作出一点成绩时，他总是强调成果是他们的；弟子们有所成长时，他又喜欢把新的担子压到他们身上，让他们在压力和动力中不断成长。“团队”成员王牧，1991年成为国家攀登计划的课题负责人时年仅29岁；陆亚林也是30不到就负责国家“863”计划课题。朱永元跳过硕士直接攻博，后来又跳过副教授由讲师破格晋升正教授。这样的举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全算得上是大手笔。

　　闵乃本对年轻人除了学术上关心外，还十分关心、改善他们的生活，为他们安心科研工作创造条件。上世纪90年代初，闵乃本有一次去北京参加学术会议回来，在北京开往南京的卧铺车厢里，认识了一位企业家吴思伟先生。素昧平生的两个人聊得很投机，受闵乃本的感染，吴思伟临别前表示愿意无偿为改善青年研究人员的生活条件提供一笔资助。就这样，闵乃本用自己牵线的这笔资金在物理系、材料系和微结构实验室设立了“克力奖研金”，每位获奖者每个月可以获得1000元的补贴，这比当时闵乃本自己的工资还要高。“这些客观的运气为我们能在1997年之前的困难条件下保存一支队伍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闵乃本说，“当然，现在，国家富强了，经济发展了，知识分子待遇改善了、有钱了，我却担心他们因为有了钱而浪费自己宝贵的科研时间。近年来，我常对他们说，你的存款有个临界值。少于这个临界值，每个钱都有物质意义，因为你可用来安排和改善你一家的生活，或是应付特殊的需要；超过这个临界值，你多赚的钱只能变成银行存折上的数字，就失去了物质意义，还会浪费你宝贵的科研时间。”这就是闵乃本关于金钱的辩证法。

　　不仅要留住人才，还要对人才进行培养。当自己的学生留下来成为合作者后，闵乃本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走出国门，拓宽视野。在他的鼓励和推荐下，课题组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工作两三年取得一些成就后，以专家身份赴欧美等国的知名研究组从事合作研究。理论和实验能力兼备的陆延青，毕业后到美国的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而后进入美国高技术公司从事实际的研究开发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光电子产业经验。陆延青说：“即使在国外的那段时间，我也没有真正离开过南大，而是一直通过电邮与闵先生研究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在美国的那一段阅历，已经成为我现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积累。”

　　“对一个课题的研究，只有得到彻底的结论才能松一口气”

　　“科学精神是进取精神，是坚持到底的精神。科研成果或是为零，或是为一。一百步走完了九十九点九步，仍然无法得到准确的结论。对一个课题的研究，只有得到彻底的结论才能松一口气。”这是闵乃本经常对弟子们说的话。

　　1990年，闵乃本和朱永元提出多重准位相匹配理论，预言在一块准周期的介电体超晶格材料里面可以出现多种波长，即多种颜色的激光。论文在国际学术刊物《物理评论B》上发表后，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刚开始，闵乃本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终于想通了：一个理论要得到国际上的承认，没有实验的验证不行。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制备出准周期的介电体超晶格。其后的两年里，课题组一直在思考制备介电体超晶格的新工艺，却总也没有找到突破口，这也是他们在19年的科研中最为苦闷的时候。

　　当时，课题组的实验条件非常简陋，实验验证很困难。可是，闵乃本并没有退却，仍然决心制备准周期超晶格来检验自己的理论。1992年，他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一面讲学一面在有空时翻阅最新的物理学杂志。有一天，他忽然看到一篇报道说日本科学家利用半导体平面工艺制成了周期结构光波导，实现了激光倍频。“半导体平面工艺任何图样都能做，既然周期结构能行，那准周期也应该能实现！”这个想法一下触发了闵乃本的灵感，他赶紧把这篇文章传真到祝世宁的实验室，让他考虑一下这种方法。祝世宁很快反应过来，开始探索制备超晶格的新技术。他和实验室其他人员一起设计图案、光刻、做电极……终于，研究组于1997年实现了两种波长（即两种颜色）激光的同时输出，多重准位相匹配理论得以验证。论文发表后，这一领域逐渐成为热门，并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2005年，他们又研制成功全固态超晶格三基色激光器，在一台激光器上同时得到红绿蓝三种颜色的激光，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工业界的赞誉和关注，还取得了4项国内发明专利和1项美国发明专利。

　　在闵乃本的团队里，没有钟点，没有假期，没有周末，一有时间想到的就是科研。团队里没有人规定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下班，每位成员吃完晚饭都会自觉地赶到实验室，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才离开，有些实验一做就是几天。每年的假期则是科研的黄金时间。为了充分利用时间，研究组几乎都要干到大年三十。这样，一干就是19年。凭借研究成果《介电体超晶格材料的设计、制备、性能和应用》，闵乃本与他的团队终于荣获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此前，这一奖项已连续两年空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作出自己的贡献。随着中华民族的崛起，引领人类科技发展的一部分责任，要由中国科学家来承担。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有这样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闵乃本说，他的研究和追求，永远也没有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