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后,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九四九年为何没有离开内地”的问题,杨绛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
有时候,活着本身,就是一件艰难且漫长的竞赛。
尚是杨绛80岁寿诞时,夏衍曾为其题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20年后,题词人已仙去,而杨绛仍活着。
她在这世界上,已经整整百年。她是钱锺书夫人,是文学、翻译大家,是上世纪知识分子风华年代的亲历者。她的存在,是这凡俗人间的一丝光亮。
钱锺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也如出一辙,她曾对记者说:“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然而,罕逢百年寿喜,出版界也迎来了盛世,形如《百年风华:杨绛传》等一批相关图书问世。即便杨绛本人低调,她的人生,仍是值得一书。
“缘起一面”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锺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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