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上周末，正好是上海集中举行民办初中、小学面谈的日子，一张张各民办学校门前人头攒动的照片在网络上流传。家长忙着打听消息、带着孩子焦急地参加面谈，学龄前的孩子马不停蹄的备战，导致很多补习班的课程刚一出来就被“秒杀”。

　　2003年以来，上海就不断推进基础教育领域的减负政策。2017年，减负再次成为公共政策焦点。年初上海多位人大代表呼吁，要清理整顿规范教育培训市场秩序，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两幅画面交织在一起，也折射了部分当前教育的困境。有人呼吁减负，21世纪需要新的核心素养；而也有人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升入优质学校，不惜投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多位家长，涉及学龄前、小学、初中、高中，试图了解他们的焦虑和诉求；同时，多位教育专家和一线老师表达了他们对于目前基础教育领域的一些期望。

　　家长们的焦虑

　　“不是在上学，就是在上学的路上。”同一个周末，朋友圈一位家长发了这样一条状态，配图是孩子在去补习班的路上看书的照片，引发了不少人在下面评论。

　　这仅仅是一位5岁的小朋友，但是细翻她家长的朋友圈发现，周末基本上发出的状态都是围绕着孩子的教育。而在她晒出的给幼儿园中班孩子制定的课外任务中，包含英语听说读写课、数学60题、头脑思维、舞蹈课、书法练习、四五快读等项目。

　　“孩子明年要幼升小，我希望她能冲一下世外小学。考不进的话，再选择公立学校。”上述家长表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目前拥有“冲民办、保公立”这样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这个群体的画像也很清晰：拥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家庭收入中上，常常混迹于各种家长微信群、潜水在各大教育论坛，各处打探哪家补习班的课程辅导强项，对孩子的教育发展有详细的计划和要求。

　　而在采访过程中，他们也流露出深深的无奈和矛盾。一边感慨孩子们太苦了，但又马不停蹄给孩子报补习班。“最大的焦虑是别的小朋友都在学，我们小朋友不学或者学不好的话就会被好的学校淘汰。”一位家长表示。

　　也就是说，这些家长焦虑的本质还是在于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因为能够进入好的民办小学，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进入重点初中、重点高中，最后进入名牌大学。

　　公办学校的“失宠”

　　记者了解到，事实上，公办教育“失宠”的趋势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只是目前发展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阶段。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王蓉近期在一项政策建议报告中提出，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大量中高等收入家长可能逃离公共教育体系而在私立部门中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而公立学校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在部分家长心目中地位下降。目前，类似现象在中国一些大城市也“来势汹汹”。

　　从上海的情况来看，民办学校火热主要是小学和初中阶段。采访中发现，在上海，家长普遍接受这样的逻辑。如果没有对应很好的公办学校的话，家长往往愿意选择民办学校，因为这样才能增大进入好的高中的机会；而即便有了好的公办学校进行托底，仍旧优先选择顶尖民办学校的家长不在少数。

　　事实上，上海的民办初中实力整体要超过公办初中，上海初中界的“四大名校”、“八大金刚”总预录人数的前十名里，几乎为民办学校。但从各区情况来看，并非都是民办学校强于公办学校。同时，不少民办初中都有公办的血缘关系。

　　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不少公办学校的优秀教师正在流向民办学校。记者了解到，从华师大培养出来的教师情况来看，不少在教育机构和好的民办学校就业，因为其待遇要远好于普通公办学校的待遇。

　　良好的教师资源也就意味着高质量的教学保障，而高标准的学业要求又是保障其升学率的基础，同时也是民办学校立足的重要根基。于是，正是在高收入与高考核的挂钩下，压力进一步向下传输到学生，具体来说就是作业多、作业难，考试频率高等。

　　有不少小学家长直言，公办学校减负，负担转向民办和辅导机构。有家长表示，如果不参加补习班，孩子3点钟就放学了，没有地方可去。另外，有些公办学校的教学难度不足以应对以后的升学考试。

　　有公办学校教师反映说，如今减负在公办学校系统内已成为原则，是有明确的规章制度的，大家不会跨越这条红线。同时，老师也没有这个动力去做。

　　校内减负，课外增负？

　　中国的学生学业负担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2012年的PISA报告显示，上海学生上课时间平均为28.2小时，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位于第九位。对于完成老师布置的回家作业时间，上海学生每周需花费13.8小时，不仅远远高于OECD平均课外作业时间4.9小时，是其2.8倍之多，比排在第二位的俄罗斯不到10小时也高出一大截。高负担与高成绩相伴相随，成为上海PISA测试的显著特点。

　　事实上，上海自2003年起就年年提起减负，更是制定各种减负政策。面对减负语境下仍然存在这样的高负担，不得不追问，这些负担来自哪里？有人说是教育培训机构，有人说是家长，有人说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等。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学业负担与学龄段、学校等多方面相关。总体而言，小学低年龄段的学业压力较小，1-3年级基本没有笔头作业，越往上走学业负担随之增多。从学校方面来说，公立学校相对压力较小，但好的公立学校对学生的课业要求并不低。因此，高年级段的、部分优质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以及老师的减负诉求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对减负意见最大的是小学低龄段的家长。一位在公立学校就读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家长表示，减负不是简单的把作业减少，把上课内容减少，不拓展，而更重要的是减少家长的焦虑和学生的压力。

　　“简单的减负也会让教师无所适从。班上学生差距太大，讲得简单不行，太深又不行……担心孩子测试落后，不得不在外面上培训机构。然后这样又导致小朋友差距拉大，教师又没法均衡，产生恶性循环。”上述家长表示。

　　因此，从低龄段家长角度来说，这种增负往往是自发行为，因为客观存在这样的需求，付出努力的多少直接挂钩择校的优劣。

　　某种程度上来说，目前的教育减负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少家长都希望别的家长给孩子减负，自己怎么也不会这样做。

　　而对教育培训机构而言，一方面适应了市场需求，一方面也加剧了家长的焦虑。不少补习机构将高年级的知识点提早放进了低年级的补习内容中去，造成了学习压力的低龄化。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公立与民办似乎不在同一个减负语境之内。在同济大学举办的一场关于减负政策研讨会上，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通过对上海15年教育减负政策的梳理后指出，多年的“减负”是一个公办学校学生学习负担不断下降、“快乐活动”不断提倡的政策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一个繁荣而功利的教育培训市场的兴起。

　　他认为，公办学校减负减得越厉害，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市场就越大。继而出现了减负之后，学生实际负担反而更重的怪象。

　　同时，有一线教育人士向记者指出，一些学生已经考出了95分的好成绩，但学校还是要对学生进行反复的习题训练，为了冲刺那剩余的5分，这种机械性的重复劳动无疑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对于减负本身，不少专家指出应该正确理解。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陆建非看来，“减负”的真实含义，应该真正减轻的是学生学习中不合理、不必要的负担，而不是不要教学质量。

　　华东师范大学一位学者建议，公办学校应该是时候考虑什么样的学业负担程度是合理的。同时，减负这个话题也应该在新的背景下重新进行审视，面对现实存在的教育问题。

　　教育需要多样化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孩子都一定要选择所谓的升学率高的学校、接受精英教育，因材施教才应该是教育的根本。

　　记者采访过程中，还听到了家长的另一种声音。他们也是中产，他们大多出生于1980年代，自身的教育观念较为先进，不希望孩子过于辛苦，全身心的健康发展成为诉求，但这不代表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不上心，往往花了更多的精力。目前，他们还在寻找这样一个平衡点。

　　一位上市公司中层领导，也是一位孩子家长表示，在为女儿选择高中时，他就选择了区重点，而非市重点。他觉得择校时需要考虑孩子的自身水平和适应能力，他孩子属于中等水平，倒不如去二等学校冲一冲龙头。

　　中国的基础教育经历了从有书读到读好书的需求转变，如何促使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更好地扮演角色，共同提供适合不同阶层的好的教育选择，最大程度地保障教育资源分配合理化、确保教育公平，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智慧，也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

　　正如华东师大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学者所说，“是时候真实面对现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减负问题，在讨论中形成共识。好的教育就是多样化的教育，能给出多种还不错的选择，提供给不同的家庭、不同教育观念的人。”

　　他认为，政府也可以创造机会，给家长和学生提供更多样化的教育选择。例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为学生一个有尊严的、体面的可选项。

　　也有心理专家表示，与其焦虑孩子的升学与择校，不妨在早期给予孩子更多的陪伴、关注、倾听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