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阳向《中国经济周刊》提供了一份该校与某人力资源中介机构签订的“校企合作协议”。记者注意到,该协议明确约定,学生在校完成学业后由中介机构安排到铁路相关单位接受面试,合格者进入相关单位实习和就业,未被录用者由中介机构提供多个可供选择的铁路相关单位实习和就业……但是,学校这一可能“双赢”乃至“多赢”的做法“曝光”后,被媒体批评为“倒卖学生”和“层层转包”。对此,聂阳感到有口难辩。“上学免费,中介无偿,‘倒卖’和‘转包’从何谈起?再说,国家对本科生、研究生都不包分配,社会为什么会对我们最底层的中职学校提出如此严苛的要求?”聂阳说。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查阅有关资料发现,校企合作以缩短企业用人与学校育人之间的距离,这在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中是最常见也最成功的模式。如,新加坡的政府官员、企业老总直接进入职业学校董事会,学校则根据国家和企业的最新需求调整专业、培养人才;因企业直接、广泛参与而形成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更成为战后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校企合作在国内也有成功范例,江苏生活技工学校历届毕业生,尤其是烹饪、旅游等专业的学生,常年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就与校企合作密不可分。
在2010年3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专门论述了校企合作的问题,认为校企合作不足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致命弱点。2012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则明确提出,中等职业教育要“扶持建设紧贴产业需求、校企深度融合的专业”。然而,江苏生活技工学校的“高铁定向”似乎在告诉人们,“校企合作”并没有得到全社会的积极响应,尤其是一些大型央企,“中职学历”根本就“不入法眼”。谈及此事时,邰启扬副教授认为,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已经强调多年,但相应的配套措施未成体系,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职教育的心病:高就业率抵不过一纸文凭
今年5月2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职业教育发展再一次被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这对职业教育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
然而,就“生源”而言,江苏生活技工学校这样的中职学校或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因为普通高校乃至“985”学校也来招生市场分一杯羹,中职学校显然与其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统计数据表明,现在全国中职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已经达到95%以上,远远超过普通本科院校。但《中国经济周刊》就“是否愿意让孩子就读职校”的话题在江苏进行的街头随访却得到了这样的结果: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会尽量让孩子读高中、上大学”,“如果孩子考不上普通高中,可以考虑让他们去中职学校学一门手艺”。
“读高中、上大学”背后的含义,毋庸讳言就是为了一张社会公认的大学文凭。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生源流向本校,各中职学校都在想方设法迎合学生及其家长的“文凭”需求,“技能+学历+就业”的“套读模式”由此得到了广泛运用。
在江苏生活技工学校采访时,聂阳就多次向记者提及该校为学生取得大学文凭而设计的“技术路线”,比如烹饪、旅游等“3+4”学制的“本科”,机电、财会等“同时获得大专和高技毕业证书”的“专科”等等,按照该校招生简章的说明,这些专业由学校与相关大专院校通过“对口单招”、“成人高考”等形式联合举办,取得相应学历的学生还可以报考研究生、公务员。
尽管学校的“学历通道”畅行无阻,但不少学生家长对“对口单招”之类的升学方式还是感到难以满足,“学历的含金量不同”是一个最大的思想障碍——“最后拿到的文凭能不能跟普通本科院校一样,不带‘职业教育’、‘自学考试’的痕迹?”许多受访者这样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自己的疑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一些企业老总时了解到,现在的用人单位同样存在“学历误区”。他们认为,推高中职学校学生就业率的原因有二:一是较强的动手能力,二是较低的用人成本。但许多企业在宣传自身“实力雄厚的人力资源”时,很少提及有多少技术工人,“招贤纳士”时更强调“本科以上”甚至深究“第一学历”。还有人统计说,进入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人员中,有一半以上是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
邰启扬副教授认为,人们在文凭问题上纠结不已,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社会对“文化”的尊崇、对“技能”的鄙视,更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人类社会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形态,即从“门阀社会”过渡到“文凭社会”再向“能力社会”转型,中国目前正处于“文凭社会”向“能力社会”转型的当口,人们对文凭的器重和迷恋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此阶段,职业教育一定是转型的“排头兵”。因此,要想扭转社会对中职学校的“偏见”,中职教育的模式、规模、课程都要重新进行“顶层设计”,前景可期而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