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句内容简单、语法上丝毫没错的话，说出来却产生了偏差。如在饭桌上当主人询问就餐者是否还需要添饭时说：“您还要饭吗？”对方可能会不高兴，这是因为汉语的“要饭”与“乞丐”同义；在吃饺子时，如果问对方：“你吃醋吗？”对方可能会恼火，这是因为汉语的“吃醋”有在男女关系中“争风吃醋”的意思。所以尽管这两句话极其普通，也没有语法错误，但由于说话者所要传递的信息和听话者所获得的信息出现了不一致，引起了听话者的误会，就显得不得体了。由此可见，用语言交际并不是简单的拼凑词语，它还与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有关。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处世方式、思维方式、言语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行为方式不同形态的待质所构成的复合体。”各民族的历史条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社会现实等都不相同，因此在各自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具有独特风格和内涵的民族文化也不相同，从而形成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

民族文化浩如烟海，它反映在一个民族的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在民族语言上有更突出的表现。民族语言处在一定的民族文化的氛围之中，负载着文化的内涵，因而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文化内涵表现在语言结构方面，即为语构文化；表现在语义呈现方面，即为语义文化；表现在语用性能上，即为语用文化。这也就是说无论是语言构造上，还是使用上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即受一定的文化因素的制约。当我们学习母语或交际的双方都是同一民族的时候，学习者或交际者对语言中所隐含的文化因素往往“习而不察”，很少受文化因素的干扰，因而得以顺利地进行学习和交际；但是当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或交际的双方不是同一民族的时候，由于文化差异的干扰，学习者或交际者对第二语言的理解和运用都可能会产生偏差。由此可见，语言交际绝不仅仅是语言的结构问题，而是沟通文化信息的问题。离开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准确地掌握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很困难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间的往来，存在着一个相互学习语言的问题。随着各民族交往的日益加深，少数民族同志对汉语学习越来越重视，对少数民族同志的汉语教学也越来越深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对少数民族同志的汉语教学在相当程度上囿于就语言而教语言的境地，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对在语言学习中增强文化意识的问题尚未取得共识。为了与同行们磋商，以达到语言学习和文化认同的一致性，从而有利于帮助少数民族同志在汉语学习中克服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学习和交际上的困难，本文拟以哈萨克族同志学习汉语词语为例，通过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干扰的分析，说明语言是受文化系统制约的，因而在语言学习中，要重视语言中的文化现象。有感于此，供同行们参考。

一、文化差异对理解汉语和哈萨克语对应词语多义性的干扰

语言负载着一定的内涵，揭示着该文化的一切内容。由于人类生理构成的一致性和自然环境的大致相同，不同民族语言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性。表现在词语上的共性就是有相当数量的对应词语。例如汉语和哈萨克语的许多词是对应的：水（suw）、山（taw）、河（φzen）、天空（aspan）、红（qazal）、长（uz n）、伟大（ul ）、跑（d ygiriw）、扔（laqt raw）、吃（d ew）等。一般说来，哈萨克族同志掌握这些对应词语较为容易。但是，一个词语出现在某一具体的语言环境时所表示的实际意义，有时并不等于它原来的意义，即产生了转义。转义的产生是该民族在其社会环境中，对客观事物不断加深认识的结果，它受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受本民族语词义系统的制约。因此，汉语和哈萨克语的一些词语，虽然本义是对应的，但转义却不完全相等或完全不相等。这种不同，给哈萨克族同志学习汉语词语带来了干扰，例如汉语的“狗”与哈萨克语的“jit”相互对应，但在“红灯记”戏中有这样一句话：“门外有狗，我可怎么出去啊？”哈萨克族同志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门外有狗就出不去了？在哈萨克草原上几乎家家有狗，人们不是照样出入吗？”这种理解上的偏差是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造成的。哈萨克族喜欢狗，因为狗可以看家，守护畜群和帮助狩猎。而汉族人对狗是厌恶的，常用“狗”来表示贬义。譬如，“狗头军师”、“狗急跳墙”、“狗胆包天”、“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在哈萨克语中都不用“狗”（jit）表示。上面所引“红灯记”戏中的一句话中的“狗”，是指“走狗”（r要 ）的意思。汉语的“狗”产生了“走狗”的转义，而哈萨克语的“jit”却没产生这个转义，因此就产生了对面那句话的不理解。又如“油条”，哈萨克语叫“maj fyjike”。但说某人是“老油条”时，哈萨克族同志会想“人怎么会是食物呢？油条怎么还有老与不老之分呢？”其实这里的“油条”不再指食物，而是指狡滑的人。这个引申意义与“油条”的本义也是有关的：新炸的油条很脆，易咬断，放久了的油条则显得油腻且不易咬断，变得很皮，甚至可以拉长而不断。人们由此联想到一些表面圆滑，左右逢源，心怀叵测的人，就象放久的油条一样。这种联想反映了汉族人的思维方式和推理过程。汉族和哈萨克族的思维方式和推理过程不同，造成了对客观事物有不同的理解，再如“乌龟”，又称“王八”，哈萨克语为“tasbaqa”。乌龟行动缓慢与寿命长的特点，赋予它“漫”和“长寿”的象征意义。这一点，哈萨克族同志是可以理解的。但男人有时因妻子的行为不检点而被骂成“当了乌龟”，哈萨克族同志就很费解了。其实这也是汉族人的一种思维方式，汉族人根据乌龟受侵袭就缩头，任凭身体受侵袭也不再露头的习性，联想到忍受夺妻之辱的男人，哈萨克人没有这种联想，因此对此就会感到费解。

汉语和哈萨克语的颜色词有许多是对应的。这是因为大自然的五颜六色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人类对客观存在的颜色有共同的感觉。然而颜色一旦用于社会，在人们心里就会引起特殊的联想。颜色词浸人了文化染体后，就成了某种象征物。汉族和哈萨克族的不同文化，使本来相对应的颜色词带上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因而又成为不相对应的词，这就给理解颜色词的全部内涵带来了困难。例如“红”与“q z l”对应，“白”与“ q”对应。汉族人认为“红”为“喜”、为“革命”，所以有“红白喜事”、“红娘”、“红军”、“红心”等与象征意义有关的词语。而哈萨克人崇尚“白”色，认为“白”为“纯净无暇”、“忠诚”、“无邪念”、所以产生了与“白”（aq）的象征意义有关的词语，如“aqkφηil”（好心、心善）、“aqnijet”（真心实意）、“aqd arq n”（光明磊落的）等，汉语“红心”的意思，哈萨克语用“aqd yrek”（白心）表示。这又使原来本不相对应的“红”与“叫”（aq），在引申意义上对应起来。
汉语中还有一些词语反映了某一时期的事物，这些事物虽在现时社会中已不复存在了，但原来的一些说法却保留在现代汉语中且意义也有了引串。这种词语，哈萨克族同志学习和运用起来相当困难，如“不知他葫芦里实的什么药”。日时的江湖医生行医时，常把药放置于葫芦之中，以便随身携带。从葫芦外面看不到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药。人们由这一事物联想到有的人心里的话不说出来，用这句话来表示“不知他心里盘算什么”。又如“吹喇叭，抬轿子”是旧时结婚的礼俗，这种礼俗现在没有了，但这种说法还存在，意思也引申为“吹捧、拥护、支持”了。此外还有一些反映汉民族特有事物和行为的词语，如“九霄”反映了传说中天有九层的说法；“罗汉”反映了佛教观念，把断绝了嗜欲，解脱了烦恼的人叫“罗汉”；“堂会”是反映旧时家里邀请艺人演出作家庆的活动。这些词语的实际意义都与汉族特殊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在学习这些词语时，必须学习有关的文化知识。

汉语和哈萨克语的数词，在表示数字时是对应的。但汉语的数词有时所表示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如：“一生”、“三长两短”、“七十二行”、“三十六计”、“七上八下”、“三头六臂”等，也有些由数词构成的词语，是与汉族的观念有关的，如“六亲”是指父、母、兄、弟、妻、子。“五更”是指从黄昏到拂晓的一夜间分为五个时辰，每一时辰为“一更”，“五更”即拂晓时分。由此可见，要了解这些词的内涵，不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是无法做到的。

二、文化差异对理解汉语词语的感情色彩和语体风格的干扰

人类不同的文化环境，塑造了人的不同文化心理。人们在一定空间生活着，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看法，如喜欢什么，反对什么；崇拜什么，忌讳什么；在什么场合讲，语义的轻重，语体风格等方面都有其特定的模式。因此，虽然有些词语汉语和哈萨克语是有对应关系的，但表面的相同，往往掩盖着本质的差别，从而给交际带来困难。例如“炊事员”、“伙夫”、“厨师”、“厨子”都和哈萨克语的“aspaz”、“uqazan ”对应。表面看起来两者似乎是相同的，但是如果不分场合乱用的话，就会引起对方的误解，这是因为汉语这几个同义词在感情色彩上是有差别的。“伙夫”和“厨子”是旧社会对炊事人员的贬称，现在称之为“炊事员”、“厨师”，如果仍称之为“伙夫”、“厨子”，自然会引起对方的不满。又如“胖”和“肥”都与哈萨克语的“semiz”对应。汉族人习惯用“胖”来形容人，用“肥”来形容动物。如果说一个人很“肥“的话，对方会认为这是污辱他。再如“几”和“多少”，都与哈萨克语的“ne e”、“qan a”对应。但如果同一位老人“几岁了”，一定会引起老人家不高兴。这是因为汉语的“几”常用来问“十”以内的数字，“多少”可以问任何数，所以问老人“几岁”是不恰当的。

汉族和哈萨克族的亲属称谓一般是对应的。但如果不了解汉族的使用习惯，也会说错。如“父亲”和“爸爸”都与哈萨克语的“ ke”对应，但汉族人一般不面对面地称“父亲”，而称“爸爸”。只有年长的人或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才当面称“父亲”。反之，一般对第三者讲时要说“父亲”，只有年纪小的人才对别人说“我爸爸”。汉族这种称谓习惯还表现在其它许多词语中，如“母亲—妈妈”，“祖父—爷爷”，“祖母—奶奶”，“外祖母—姥姥”，“外祖父—姥爷”等。

汉语的书面语与口语也是有区别的。它的运用也是与汉民族的文化有联系的。例如：“破屋”（口）—“陋室”（书）都与哈萨克语的（tar bφlime）对应，但汉语的这两个同义词由于语体风格不同，运用的场合也不同。诸如此类的同义词很多，如“老婆”（口）—“妻子”（书）（qat n）；“拣”（口）—“拾”（书）（teriw），“瞅”（口）—“看”（书）（kφriw），“脑袋”（口）—“头”（书）（bas）等。还有些现代语与古代语沿用下来的词同义的，如：“用”（现）—“以”（古）（men．ben．pen）；“跟”（现）—“与”（古）（d ne）；“眼”（现）—“目”（古）（kφz）；“听”（现）—“闻”（古）（estiw）；“看”（现）—“视”（古）（kφriw）；“死”（现）—“亡”（古）（φliw）等。汉语这些同义词都与哈萨克语的词语在某个意义上有对应关系，但由于汉语这些词语的语体风格不同，若不加区别，不分场合去运用的话，也会出现语病。

汉族和哈萨克族都有由于某种原因避讳和禁忌一些词语的情况。例如“死”，是两个民族都不愿直接提及的词，所以往往采用同义词来代替它，如用“逝世”qajt s bolew），“过世”（dynijenφtiw）等。但有些说法是与一定的文化因素相联系的。如：老革命干部用“见马克思去了”表示“死”；劳动群众用“到阎王爷那儿报到去了”表示“死”，都是与他们的信仰、观念有联系的。不了解他们的信仰、观念就很难理解这两句委婉语的内涵。

有些禁忌是汉民族所独有的。例如：汉族人骂人时常用“蛋”，如“混蛋”、“笨蛋”、“滚蛋”、“糊涂蛋”、“坏蛋”、“完蛋”等。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常避讳“蛋”字，如把“鸡蛋”叫作“鸡子儿”、“白果儿”。汉族人认为猪很脏，忌讳把猪的舌头也叫作“舌头”，因而叫“口条”。汉族人禁忌直呼师长的姓名，直呼长者和敬者的姓名会被认为是不敬的，当双方关系破裂时，也往往用直呼姓名表示对对方的不尊重及鄙视。显然它的深层文化底蕴影响着交际。

综上所述，禁忌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禁忌：一个是对神圣的东西不能触动；第二是对一些受鄙视的贱物不许触动。无论是对偶象的崇拜还是对贱物的鄙视都是民族心理的表现，民族心理的产生又往往与民族的宗教信仰、传说、道德规范等许多方面相联系。由于汉族和哈萨克族的民族心理因素不同，因此哈萨克族同志在理解和使用禁忌语时往往受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产生了对汉语禁忌语的误解。

三、文化差异对学习汉语熟语的干扰

熟语是人类文化最有价值的表现形式之一。它源于生活，又经过提纯得到升华，它是人类观察社会和推理的结果。

汉语中有大量的成语典故，多有出处。有的来自寓言、神话；有的来自历史故事；还有的出自一些诗赋。如“望梅止渴”出自于三国时代的历史故事；“叶公好龙”来自于神话故事；“同心同德”来源于诗文语句。这些成语既然是有出处的，那么要理解它的内涵，就必须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如“望子成龙”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前程无量的意思，汉族人把龙看成为吉祥的神物，它叱咤风云，是前程无量的象征。而龙在哈萨克人的眼里只是一种能喷烟吐火的凶残怪物，由于两个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同，所以哈萨克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汉族人的父母希望子女成“龙”。

汉语中许多口语化的惯用语，来自于汉族的生活实践，如“碰钉子”、“磨洋工”、“走后门”、“卖关子”、“乱弹琴”等，表现力很强，但如果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也就不理解它的内涵。如“走后门”的“后门”是汉族宅院非正式的门。客人正当来访时都走正门，如果走后门，则是为避人耳目。由此，“走后门”引申为“采取不正当的办法，疏通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哈萨克族同志由于游牧生活，所以不容易理解汉族“后门”的深刻含义。

格言谚语是人类生活经验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对客观生活的态度，也反映了人们的信仰和世界观，各民族用不同的民俗观点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哲理，常常采用具有民族特色的参照物和表达方式，如：
“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哈萨克语为：blr qaran majda blr qumallaq irtedi．（直译为：一粒羊粪蛋坏了一肚子油。）

“纸里包不住火。”哈萨克语为：qap tybinde biz d atpas．（直译为：袋子里藏不住针。）

“良药苦口利于病，良言逆耳利于行。”哈萨克语为：dos d lat p ajtad ，du pan kyldiripajtad ．（直译为：朋友能把你说哭，敌人能把你说笑。）

“情人眼里出西施，”哈萨克语为：sul w sul w emes，syjgen sul w.（直译为：漂亮的并不漂亮，你爱的人才漂亮。）

“不到黄河不死心。”哈萨克语为tum s tasqa tijmejin netinen qajtpaw.（直译为：动物的鼻子役碰到石头之前，就不会回头。）

从上例中可以看出汉语和哈萨克语所反映的哲理是同一的、但受本民族独特的历史、风土人情、习俗的影响，所采用的参照物是不同的。在汉族人看来很容易理解的喻体，对于哈萨克族同志来说不一定会有相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给学习汉语格言谚语造成了干扰。

汉语的歇后语是汉语独具特色的语言形式。歇后语无论是喻意的，还是谐音的，都是通过前面的谜面进行比喻的，而这些比喻都反映了汉民族的生活环境、审美观点和民族心理。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哈萨克族同志对喻意不能很好地理解，因此感到学习歇后语很困难。例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哈萨克族同志感到困惑，不知它的喻意是什么。这个歇后语的产生是与汉族人的农业生产分不开的，在农区，老鼠危害庄稼，农民视老鼠为“害”，所以只要在公共场会见到了老鼠，总是群起而打之，歇后语把失去民意的人比作者鼠，他必遭人民群众的反对。再如“外甥打灯笼一照舅（旧）”是通过“舅”和“旧”的谐音来说明“依然如故”之意的。“打灯笼”是旧时照明的方式，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照舅”的一语双关。

四、文化差异对使用汉语词语的干扰

由于两个民族在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活经验、心理因素等多方面潜在观念的差异，导致了词语使用上的困难。例如汉族人对“朋友”一词的使用，就受潜在观念的制约。一般同志关系的朋友，都不加性别，如若加上性别，就意味着是恋爱关系的朋友。再如“您”是“你”的尊称，常用于称自己的长辈。同辈人之间用“您”，说明初交，关系不深；待关系深了，就改用“你”；当彼此用“你”称呼的人，改用“您”称呼时，就含有讽刺的意思或表示彼此关系的疏远。又如汉族人认为“胖”为“发福”，是身体好的表现，所以常用“这孩子真胖”来恭维人。而哈萨克族对“胖”有不同理解，认为“胖”意味着身体不好，因此忌讳夸孩子胖，当汉族人恭维人家孩子胖时，哈萨克族同志会认为说了不该说的话。又如：在生活中常遇到这种情况，当别人询问一位长者年龄时，长者会说：“还小呢，我今年八十五岁。”哈萨克族同志很不理解，为什么八十五岁的老人，要说自己还小呢？按哈萨克族习惯，老人愿意说自己年纪大，一般总把自己的年龄往大里说，而汉族的老人不愿人家说自己岁数大，喜欢人家往小里说，以表示长寿。由于汉族和哈萨克族的心理因素不同，所以说法也不同。

在汉语中有些词语的用法没有普遍的规律性，只是一种习惯。如“老大”有“排行第一的人”之意，也有程度副词的用法，如“老大不高兴”的“老大”不是指人，而是表示“不高兴的程度的。但“老大”的这种副词的用法也不是普遍规律，可以说“老大不高兴”，却不能说“老大高兴”，由此可见，汉语词语所表示的意义及使用的场合，都必须遵从汉语词义系统的规律。

综上所述，语言和文化是一个整体，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仅仅学习语言的结构规律，而置积淀于语言中的文化因素于不顾，就会带来释意、理解的困难，影响交际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语言的文化因素了解得越多，语言的交际能力越强。

以上仅从哈萨克族同志学习汉语词语的角度，对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干扰作了粗浅的分析。很显然，文化差异对学习一种语言的干扰，也绝不仅仅局限于词语方面，它反映在语言的语构、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中。既然文化差异给语言学习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干扰，我们在对少数民族同志的汉语教学中，就要有针对性地去排除这些干扰，要增强文化意识，至于如何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非本文探讨的内容，留待将来进一步研究。 

《民族教育研究》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