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从统考历史存废看高考未来变革

——对话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

　　刘海峰教授简介：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等教育招生与考试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首席专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资深高考研究者。

　　科举为何比察举有生命力

　　记者（以下简称“记”）：近年高考制度受到越来越激烈的抨击，有人甚至主张废除。而你一直以来是极力捍卫高考的？

　　刘海峰（以下简称“刘”）：应该说我是理性维护。主张废除高考不是什么新观点，1995年我就与废止高考派学者有过正面交锋，1998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有人大代表提建议说要取消高考。我认为高考至今仍是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公平选才制度。高考是有许多问题，需要逐步改革，但不应轻言废止。

　　记：自古以来，便有关于考试选才利弊的探讨？

　　刘：古往今来，选拔人才的方式不外两类：一为推荐，二为考试，或者是两者的结合。中国是个考试大国，也是考试制度的创始国，我们的先民最早采用考试来选拔人才。先秦时提出一种精英治国理论，叫做“尚贤”，在儒家则称之为“学而优则仕”，即不管家世出身，学问优秀的人才来从政，这是后来科举制度产生的思想根源。到了汉代，有了制举，这是一种广义的科举。一般的选官是察举，时间长了，容易弄虚作假，以至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民谣。科举制度隋代出现，公元605年建立进士科，从伯乐相马式的选拔人才变为赛马式，有一个特征就是可以自由报考，不必经他人推荐，当时称为“怀牒自列于州县”，这是将从政权向平民开放。

　　记：单凭一次考试决定一个人才学的高低，在实行科举制的早期不是问题吗？

　　刘：《新唐书》有记载说，“取人以一日试为高下”，就是今天说的以一场考试来决定录取与否。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对进士科考试加以改革，改为考试与推荐、自荐相结合，并参考举子平时创作的文章。刚实行时效果很好，但是一段时间后问题随之而来，一是走后门现象，依靠权势求取科第的办法大行其道，“公荐”变为私荐；二是考生呈送的平时的诗文作品有许多是假手他人而无法判明的。

　　保送制可能与举孝廉殊途同归

　　记：你是说，结合平时表现，进行推荐的招生录取制度行不通吗？

　　刘：林语堂说人情和面子是中国社会的两个女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的文化注重人事关系的协调，讲究人情、关系和面子。有时，人情大于法，大于天。为了有效制衡人情与关系的困扰，客观公平地选拔人才，中国人发明了考试，用考试的办法来排除人际关系的干扰，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魏晋时期的葛洪说，考试有一个功能，是可以排除“人事因缘”和“嘱托之冀”。考试选才让所有应试者接受同样的挑战，个人才学和能力放在首位，能破除血统论，解脱人情困境，因而历来被视为“量才尺”。在一定程度上，考试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制衡器。

　　记：所以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受人情因素的制约，推荐制度难以真正贯彻？

　　刘：从理论上说，结合考生中学的表现与平时成绩的推荐保送制度最能选拔品学兼优的人才，但是实践一再证明，在我们的环境下，推荐制受人为因素干扰太大，无法客观反映出被推荐者的水平和表现。古代的察举推荐逐渐演变成结党营私的手段，“文革”中的推荐为走后门大开方便之门。现在高校招生的推荐保送生在部分地区从“送良不送优”沦为“送官不送民”，以至后来规定保送生必须参加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的综合考试，以甄别保送的真假优劣。在诚信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推荐制度难以做到择优录取，却可能异化为“择权录取”或“择钱录取”。

　　科举六废六存缘于无方可替

　　记：但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却是走向消亡了的。它的一个致命问题，是命题上的。

　　刘：科举的命题困境，和高考命题改革，如出一辙。比如说八股文，在明代已经出现，当时规定在《四书》、《五经》中出题，大约200年时间绝大多数人都说八股文好，而且通过考八股文也确实公平客观地选拔出许多优秀人才。但到后来，问题产生了：《四书》、《五经》被钻研透了，一些题目会出现重复。《四书》、《五经》加在一起有43万字，到后来几乎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能背下来。为了拉开区分度，必须从边角的文字里出题，也就是出偏题怪题。

　　高考作为选拔性考试，与八股文考试类似，刚开始用明白正大的内容来命题便足够了，后来全体考生的水平上升，水涨船高之后，必须拉开区分度，于是各种琐碎的题目都出现了，难度也加大了，学生负担也就很难减轻下来。

　　记：统一考试的内容总是这样走向死胡同吗，为什么还能一直延用到今天？

　　刘：实际上，关于一次性竞争考试决定去留的办法，在中国考试史上有过反复比较和争论。科举制度在历史上六存六废。除了元代比较特殊，几乎都是在应试弊端严重、人们对考试能否选拔真才发生疑问后出现的。

　　唐后期、北宋时期，已经发生过科举存废之争，甚至主张废科举以革除应试弊端，包括直接采用从学校取士以代替科举的办法，结果出现免试入学者多为当官子弟的现象。为此，苏轼力主坚持以考试取士，认为尽管科举有不少局限和弊端，但“立法取士，不过如是”。

　　各次科举存废之争的结果，多数情况下都是坚持采用考试办法，即使短暂罢废科举，也会因为出现更严重的弊端很快又不得不回到科举的轨道上来。至于清末废科举，那是在西学东渐、东西方文明冲突背景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与古代情况不同。而且，科举可以停罢，但考试这种选材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被废止。

　　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考试制度有弊端，但废除考试必将造成更大的祸害。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办法，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考试至少可防止最坏情况出现。

　　记：如同现在的高考。尽管诸多不满，但是很多人认为通过成绩选拔人才是惟一公平的途径？

　　刘：梁启超说，“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通过考试这种手段，为大家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渠道和机会，提供个人奋斗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考试是难得的主要靠自己、较少求别人的途径。因为高考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在激烈的考场较量之后，名落孙山者虽然会有挫折感，但多数考生只能怨自己水平不够或运气不佳，无法怪他人或社会，如果通过其他渠道，例如推荐等来选拔，就有可能认为是不公平竞争而落榜，怨气指向政府和社会。

　　没有最完美只有最合适

　　记：坚持现行高考制度，针对它的弊端可能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刘：只有不断改革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或调整考试成绩在高校录取时的比重，但是不应取消高考制度。企望再回头去找推荐举送制度的灵丹妙药，在现实中必然会出现比高考制度更多更严重的弊病。

　　高考招生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两难问题，在公平选才与全面考核之间往往难以兼顾，但是在以分取人与舞弊不公这对矛盾之间，人们往往宁愿公平竞争，接受艰苦的考试，而不愿接受理论上全面考核、实际上容易为特权把持的推荐。

　　记：废除高考，是不是可以解决目前基础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例如高考指挥棒、负担过重等？

　　刘：高考竞争带来一部分消极影响，比如说，考什么，学什么，一定程度上造成知识偏狭的弊病和学业成绩至上的功利心态，扭曲了高中教育的目标和理想。但是，高考的竞争，是高等教育机会尤其是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归根结底是社会地位的竞争。高考竞争的加剧，实际上是当今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在教育和考试上的反映。高考并非万恶之源，而是各种教育及社会矛盾的集合点。废除高考，许多教育问题不见得会迎刃而解。如果不以考试这种具有刚性标准的办法来竞争，很可能用权力、金钱或关系来竞争。

　　记：你理想中的高考改革是什么样子？

　　刘：我认为，兼顾统一性和多样性是高考改革的发展方向。比较理想的是，采用两次高考模式，统一考试和各校单独考试结合，以统一考试成绩作为基本切线。2006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开始的自主招生考试，是高考改革的有益尝试。

　　通过专业化考试机构实施的统一招生考试，对新生的文化素质有个基本掌握，之后，大学加入，单独命题或采用面试，考出特色和能力。高校自主办学、招生，并非一定要自行举办招生考试。统一考试和各校单考成绩的复合式两次考试录取模式，比较适合。但实行此制度需要有一定的条件。

　　现实生活中很难有最完美的制度，只有最合适的。理论正确的不一定是可行的，只有实际可行的才是有效的。对待高考改革，我们既要考虑科学性，还要考虑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