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许校长,各位来宾,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我很高兴今天能在此与你们见面。这是一个历史意义重大的时刻,也是历史上引人注意的时刻,这一刻见证了2006年北京论坛的开幕。
本次北京论坛的议题是“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对人类文明方式的思考”。大约五年前,中国正式加入WTO。从那时起,中国经济的崛起改变了世界。这一系列的事件对世界文明社会的繁荣与和谐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这是一个切合时机且极为重要的议题。
自从中国加入WTO,中国的经济发展加深并拓宽,因此中国又一次成为国际贸易体系的支柱,正如其在19世纪初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下面的故事会告诉我们这一点:1999年,中美双方达成WTO协议,当时在整个全球贸易中中国统计的贸易额为3600亿美元。截至2005年,中国统计的贸易额为1.4万亿美元,而且今年这一数字将会接近1.7万亿美元--大约是1999年的5倍。1999年,中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4%;今天,中国所占的份额接近10%。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世界经济体。我们看见变换的中国模式参与着世界经济。例如:
--中国的企业现在既是海外投资者,又是中国境内外国直接投资的合作者和寻找者;
--中国中央银行在全球金融和货币市场中影响巨大;
--中国的科学,娱乐和工程界激励中国人创造、整合创新的、科技含量高的产品。
中国的发展、经济成功和她在国际上日益提升的地位可喜可贺。中国的贸易繁荣支持着其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减少了中国的贫困,巩固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并最终帮助促进了更强大的和平。的确,这些成就都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基本原则和它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订立国60年前所设定的前景是一致的。
但是由于一体化的进程太快,中国的规模太大,一体化既有弊又有利。在现代经济史中这种大规模的快速增长可借鉴的先例屈指可数--如果这种先例存在的话。而这种快速增长的一些连锁反应关系到中国和其单独或地区贸易伙伴的联系;一些连锁反应关系到宏观经济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总体上影响着世界经济。政府可以让这些反应自然发生,假定这些反映可能随着时间的迁移就会过去了。但这一假设是有风险的。或者政府可以变得更加好战,以迎合政治和更国家主义的民众。或者他们可以尝试着合作以缓和那些已出现的冲突、紧张和不平衡。我希望政府会采取这一途径。
在我接着讨论中国在全球一体化中的几个影响之前,介绍一些主要全球贸易参与者所操作的贸易环境的背景情况很有用。
讨论的背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组织,特别是WTO,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自由经济全球化的现代化身。同盟国的领导者在20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时期一开始就经受了走向民族自恃的境遇,而且继而发生的贸易瓦解――从1928年的680亿美元下滑到1932年的240亿美元。整个世界在短短的几年之内瓦解成类似于岛屿系列经济。试图寻求合作的解决办法都以失败告终。这一经济历程是20世纪30年代日益上升的政治紧张和种族民族主义的背景。
现代贸易体系源自这一历程。1945年召开了第一届国际贸易会谈,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为这个项目制定了两个目标:
――为发展建立共同的机会,始终如一地遵循被广泛接受的经济理论,通过谈判打开市场,建立能够在危机中保持市场开放的规则;
――给予各个国家在互相的稳定和繁荣中更多的利益,且在实施过程中,正如罗斯福所言,“为了我们都向往的安全和平的世界所奠定的经济基础”。
这一历程已经经历了60年,签订了12项多边协议。1947年第一项协议签订,1994年WTO成立,中国五年前加入WTO。这些或多或少的成果正是罗斯福总统所期待实现的。
WTO规则现在应用于除了作为世界强国之一的俄罗斯以外的世界各地,97%的全球贸易都遵循此规则。因此市场大大地开放了。当先在各位就席的人民大会堂1959年建成时,出口仅占全球GDP约2.5%,现在出口已经占到20%以上。当不可避免地纠纷出现时,可以在由WTO审议会根据公认的规则处理解决。
这个系统当然也有一些大的漏洞,其中一些是与政策相关的。现有的农业贸易协定很无力,WTO多哈会谈也因改进农业贸易协定的困难而陷入僵局。现有的WTO服务贸易协定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维持现状,还仅限于发展初期阶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大多数穆斯林世界仍孤立于全球贸易系统之外,产生了我稍后将讨论到的危机。
即使面临着刚才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医疗科学进步,意识形态冲突的逐渐减弱以及都市化——多数国家变得比以前富有得多了。大国间的纷争已经很罕见了。多数国家的经济尽其最大努力在它们为自己订立的规则内发展。而且开放世界经济的共同使命正是中国和其贸易伙伴将要消除分歧的框架。
在此背景下,现在请允许我转而谈谈中国经济崛起的连锁反应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和美国,这些问题将需要在我刚才所描述的背景下进行处理。
新的区域模式
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重塑了亚洲经济地图,改造了有50年历史的以出口美国为中心的旧的太平洋贸易和投资的模式。这个新的模式需要被决策者们理解并恰当运用。
二战后,多数中国的邻国通过向美国出口制造的物品得到发展。日本首先崛起,接着是韩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就像是“鹅群编队飞行”,然后是中等规模的东盟国家。从效果上来看,亚洲发展有赖于日本和新兴的工业国家(“NICs”)的国外直接投资,以及一个经济上极易接受的美国市场。
这一模式一直运作到中国初步加入WTO的时候。但这一模式现在正在改变。中国的开放始于本国经济改革,执行加入WTO后的承诺更进一步促进了她开放的步伐;而且已经引发了一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浪潮: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每年整合投资400-500亿美元,作为在华的直接国外投资。这一投资据说每年提供15000或更多“制造业设施”,这一投资迅速整合了经济和科技力量,这一力量包括中国邻国和中国本土相对低廉的成本,巨大的人力储备和出色的贸易基础设施。
历史意义上,你可以说这种模式反映了前殖民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的一个变量。今天,中国成了生产中心,日本和其他亚洲“小虎”成了资本和技术的提供方,而东盟国家、叙利亚乃至全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原材料的提供方。更直接的说,中国是目前很重要的出口国,她面向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韩国、新加坡、菲律宾并且很快也会面向日本进行出口。中国轻工业产品的出口已经开始取代韩国、台湾和东盟国家在美国市场的地位。
这一现象很自然,且也不可逆转。然而,这却也设置了一些难题。除去北朝鲜局势固有的原因,还有东北亚地区的残余紧张局势,特别中日之间的紧张局面,会导致为了谋求影响力和市场的不健康竞争。尽管对华出口有增长,中低收入的亚洲国家仍然担心他们日益削减的美国市场。毕竟,美国还是轻工业产品的主要买家,而轻工业对增加就业通常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亚洲的最不发达国家而言,比如柬埔寨和孟加拉国,他们似乎从对华出口中获得了相对很小的利益,而他们在美国的服装市场却受到了相当大的挤压。
结果之一就是大家急急忙忙签署贸易协议,东盟国家之间的,东盟国家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不一而足。而这有可能导致极其复杂的贸易环境。用Jagdish Bhagwati教授的话说,就是一个“意大利面条碗”的协议。应当细致的管理这些协议,即便不能实现开拓贸易和降低成本的目标,也要避免导致贸易牵制和额外成本。特别是在WTO谈判陷入僵局的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协议可能会无意的助长更大范围的政治紧张。可以肯定的说,这些协议在盟友构建层面可能有益处;但经济上讲,这些协议的稳固和智慧似乎仍缺乏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战略。
中美双边贸易关系
第二个关键的连锁反应波及到了太平洋的另一端。美国继续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美贸易自中国入世后几乎增长了3倍。尽管我们的统计和中方的数据不尽一致,但这种趋势揭示的内容却是一致的:美国对华出口从2001年的180亿美元增至大约600亿美元;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从2001年的1000亿美元增至今年的近3000亿美元。
这种巨大的贸易量必然涉及巨额的资金。3000亿美元的进口大致等于1.5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内增值产品。即便是美国这样的一个价值12或13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也不能无忧无虑的吸纳5年之内2000亿美元的进口增长。我们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从2000的1700万降至了1400万(尽管工厂目前的产能比以前提高了),从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调整。伴随着2000年以来我们日益扩大的贸易和经常账户的赤字,以及近来中国迅速增长的盈余,紧张局面也日趋严重。
结果就导致了在美国国会对中美贸易的激烈和反复无常的辩论。这种辩论已经以各种形式持续了大约有三年了。时而关注焦点是中国对入世承诺的履行问题,中国持续的大规模的假冒盗版产品不仅被视为商业和公共健康安全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承诺的表现;时而辩论会产生出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动议,以回应在货币或劳工问题上的争议;时而焦点又转至中国是促使美国对自身竞争能力和缺陷进行自我检查的原因。
对华贸易的辩论在大多数重要经济体中都存在。而这些辩论有时和在美国的主题相呼应,有时又关注了其他的问题。
欧洲有对竞争力上的相似的担忧,欧盟近期对服装和鞋类进口的限制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另外,欧洲也越来越关注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定位。
日本的关注点经常更具战略意义,集中在日本在亚洲市场的地位以及亚洲两大经济体之间的长期政治关系。
印度正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分析如何能够赶上中国的工业增长而又同时将自身在科技、英语及世界服务市场方面的优势资本化。
俄罗斯利用石油作为王牌,正在寻求在东西方社会之间的平衡。
但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关于中国贸易的辩论像在美国的辩论一样反复无常和充满激情。在2006年和2008年美国选举的前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崛起引发的连锁效应不会在短时间内削弱。
日用品和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
中国崛起的第三个连锁反应表现在日用品市场---中国的发展对富产日用品的发展中国家和日用品消费国的影响。中国工业需求促成了非洲、中东、南美和俄罗斯的金属及以能源为基础的出口繁荣。中国对铝的使用从1999年的3百万吨增至2005年的7百万吨;中国的石油消费尽管远不及美国,但目前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而且不久就会达到日本和德国的石油消费总合。在过去的6年里,几乎所有的重要日用品的价格飞涨---石油从每桶20美元涨到60美元,铜从每磅80美分涨到1.63美元,铅从0.23美元涨到0.43美元等等。
对日用品的供应商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同时又不总是积极的。这些地区的一些国家,特别是非洲和中东,已经过分依赖石油和金属的出口。日用品的贸易会产生大笔的现金,如果能很好的使用,就能有力的刺激发展和增长。日用品贸易的流动是不稳定的——繁荣和破灭——这种产业比起制造业和农业来能提供的就业机会要少很多,而且由此赚取的财富也仅是少数人享用。发达国家的下游日用品使用者,面对着不断上涨的原料价格,以及对长期的受束缚的供给的恐慌,不得不面对新的竞争压力。然而,目前源自变化了的日用品市场的明确政府政策议程还没有出现。但是,中国的崛起(紧接着是印度)会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而这种变化就是对这一重要和不可避免的影响的回应。
全球经济
这些现象的总合总体上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一些看得见的影响。当然,许多的影响是很积极的。由于美国的消费需求和中国的工业需求的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率一直很强劲。比起1990年代,由ILO(国际劳工组织)测算的全世界失业率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是较低的。但是对一些趋势,仍然需要仔细的思考和果断的举措。在众多需要我们讨论的趋势中,以下便是两例。
不平衡:一个是中美两国的增长模式各自的风险倾向。中国有特别高的储蓄率来提供资本,而且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去支持竞争,但中国主要依赖出口而不是国内需求来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而相反美国却是低储蓄率、高消费还是个超级进口商。
这一结合刺激了急速的不平衡的通货膨胀,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以贸易或经常账户的标准计算,美国的贸易赤字从2000年的3000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近8000亿美元,今年还会更大。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盈余,而且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盈余也会持续。风险之间也互相强化:美国依赖亚洲的意愿来涂销我们的预算赤字和购物帐单;亚洲总体上,特别是中国反映了美国的弱点,并且依赖美国的购物者和低利率来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
如果这导致了金融震荡,结果会比1997-1999年的金融危机更糟糕。美国会陷入大萧条;亚洲的出口市场会开始崩溃;亚洲的就业状况会受到重创。而世界的复苏之路将是毫不清晰:既非欧洲或非日本,更别提非洲和中东,能够顶上来,作为足够强大的出口市场来保持经济增长;而印度没有至少十年以上的发展是没有能力来补缺的。
多哈和WTO:同时,自2001年启动完成多哈发展议程以来,WTO 已经陷入僵局5年。导致僵局的争议是很熟悉的:富国的农业补贴和农业关税,外加大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促进他们的经济自由化。没有一个WTO大国目前愿意采取大的举措来打破僵局。同时,所有国家都担心其他国家不会跟上自己国家理论上愿意采取的步骤。中国,作为世界3大出口国之一,也是唯一一个主要依赖出口拉动增长的大国,如果WTO规则不受尊重,中国最有可能成为保护性政策的袭击目标。显然,WTO的成功和WTO 规则继续受到遵守对中国至关重要。
政府的议程
当前的景象大致有以下3个特点:
一个积极的直接环境,大多数的重要经济体有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低失业率。
一个成功的(即便是不完整的有时是有瑕疵的)规则和机构体系可以处理争议并保持市场的开放
一些危险的风险:高度不平衡,易变的日用品价格和快速增长的石油需求,中东地区(和朝鲜半岛)不断恶化的政治环境,中美贸易摩擦及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对亚洲市场和影响力的争夺。
所有这些对政府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是否将之视为自己的职责和首要工作呢?诚然,政府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所能发挥的空间非常有限,但它们也不应把目标定的太低,如果它们有意,还是大有作为的。下面我建议几项政府可以担当的重要工作。
首先,政府应该关注国际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现象。很明显,发生在美国的经济震荡会影响到亚洲,进而会波及全球。到目前为止,20世纪三十年代发生的经济危机是最为惨烈的,我们都不愿再看到这一幕再度上演。当前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正是降低上述风险的最佳时机。大家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争议不多,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提出以下建议:美国应当减少其结构性财政预算赤字,提高国民收入;中国及东亚各国应当扩大内需,放松外汇管制;欧洲和日本应当进行改革,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作为促进国际平衡发展力量的一部分,国际经济组织应当反应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譬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地位应当得以提升(事实上,在九月份于新加坡召开的基金组织大会上,已经采取了一些提高中国地位的措施);中国和“八国集团”应当就中国加入该组织的积极影响进行磋商。这些国际经济组织要想在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
其次,各经济大国应当确保全球贸易体系的健康发展。这意味着中国要彻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要确保协商机制的存在,从而促使国际贸易体系向前发展,而非倒退。
中国正处于履行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最后阶段,主要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这些承诺相当复杂,我们必须予以特别关注,以便其得以顺利履行。同时,贸易争端已在某些领域出现,但这并不罕见——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两起案件的被申请方,而美国则多达36起。世界贸易组织都有能力对这些案件予以处理。
然而,当前中国贸易的快速发展给国际贸易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这一时刻,快速有效解决中国履行承诺中出现的弊端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不及时予以解决,申诉方就很有可能不再满足个案的申诉,而是对贸易关系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届时世界贸易组织也只能是束手无策。
考虑到全球贸易体系的健康发展,各国政府应当竭力恢复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商功能——要么完成多哈回合的谈判,要么转变我们的工作重点。从长远来看,各国在多哈回合上的分歧并非不可弥合,总干事Lamy和其他干事曾就如何解决分歧提出过合理建议。 如果这一分歧不能解决,那我们就应该问问自己在制造业和服务贸易方面进行的涉及万亿美元的改革是否必须永远依赖于以农产品为代表的涉及全球GDP2%的改革呢,还是我们现在应当另择他路呢。
一个合理的替代性措施就是由亚太经合组织提出的在太平洋地区减少贸易壁垒的建议。这一举措有利于减轻亚洲地区贸易的复杂性,有利于改善大国垄断贸易的局面,也有利于世界贸易组织在该地区发挥作用。另一个替代性措施,也是上述替代性措施的补充,就是继续发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各国进行磋商的平台这一作用,以便世界各国在贸易兴旺领域或政策性较强但比农业领域阻力要小的领域内达成多边或区域性协议。相关的成功范例有:《信息技术协议》、《全球电信协议》以及《全球金融服务协议》。所有这些协议都订立于1990年代中后期,都已被纳入WTO体系。我们可能达成协议的领域有:
技术领域:扩展并改进《信息技术协议》,除传统的计算机和电信设备外,还应涵盖一系列新的技术和设备。
汽车贸易领域:包括关税、配额以及投资措施。
能源和环境领域:规范对自然资源领域的补贴;取消对环保技术和节能设备的关税;放开对环保服务业的管制;或者最不发达的国家:对于产自世界上最贫穷的五十个国家的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世界经济大国应当取消关税和配额。
其三,世界贸易组织主要成员国应当鼓励其他国家加入该组织。这意味着俄罗斯要在商业意义上完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吸引世界贸易中最不稳定的地区——中东地区加入世贸组织。中东地区经济上比较孤立,对外贸易仅靠石油,而缺乏制造业产品贸易和直接投资,这导致这些地区在根本上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这对全球经济体系来说也是最大的失败。
大部分阿拉伯世界,包括阿拉伯联盟的十个成员国、四个中亚国家、伊朗以及阿塞拜疆,仍在世贸组织之外。没有世贸组织成员国身份的支持,这些国家就不能或不愿大张旗鼓的进行国内经济改革和推动经济多元化。这和1930年代的欧洲和亚洲非常相似。大中东地区拥有世界十分之一的人口,却只占不足世界农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出口量的百分之一,吸引的直接投资总额还不抵像爱尔兰或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家,失业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倍。这正是制造愤怒和暴力的经济结构类型——如果涉及到对政治紧张局势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后果则更为严重。
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还要靠这一地区自己的努力。但每个人都有责任加以解决,经济大国至少可以帮助解决。世贸组织应当以合理的条件更加积极的鼓励这些国家加入进来。像美国、日本、欧洲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应当在这方面表现的更为积极,同时还应重新审视自己的贸易政策,去除那些阻碍上述地区入世的内容。
最后,各国政府还应努力确保东亚的和平与稳定,这主要取决于良好的中美关系。国际贸易体系是促进和平的一个因素,是长期稳定繁荣的催化剂。但国际贸易体系要想健康发展,全球和各个国家要想从该体系中获得最大利益,和平与稳定也是必不可少的。
结语
我提出的这一方案,其中中国是关键,是有些理想化,但并非遥不可及。这一方案的成功实现将使得世界更为和平、包容,更能有效的应对中国的复兴给世界带来的冲击,将更有利于实现这次论坛的主题:多种文明共存与全人类的繁荣。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成员和参与者,我们有理由梦的更远,想的更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