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快递

　　文学是高尚的，应该担当道义和精神良知。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文学的伦理呈现了沉沦和颠覆的危机。而网络写作改变了写作者的生存状态和写作心态，一种“粗鄙化的新美学”正随着种种在网络上诞生的新的文学形式而日益显现出来。网络世界这一“高科技的民间社会”对写作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要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它将消灭尚残存的“职业抒情者”的心态，废除通过诗歌写作建立功勋进入权力(或精神)庙堂的传统的“心理制度”。

　　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的出现，使写作和阅读成为一种当今极为普遍的大众文化行为。然而，在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的同时，写作伦理却遭到了空前的挑战。

　　当代中国的写作已经在很大的范围内，出现了极大的伦理震荡。这些年人们不仅叹息文学已经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其“审美品质”，更惊呼文学已经“堕落”到“隐私写作”、“身体写作”的地步，追问“文学怎么了”的声音可以说此起彼伏，“溃败”和“即将消亡”已然成为了一种不由分说的事实。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有问题的，是一种局外人和旁观者的片面之见，一种浮于“流言”和“舆论”层面的说法，但它至少也说明了文学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水准和伦理底线的急剧下降，确实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人们对这样一个状况表示不解和忧虑，也是合乎情理的。

　　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文学出现了这样的道德颠覆和伦理的下降？这样的下降是否是无法避免的，是必然和合理的？还是有害的、堕落的和必须要予以改变和拯救的，是不是可以拯救的？

　　历史身份——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写作伦理的问题历来是文学的一个大问题。无论是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观群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还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类似的说法不但解释了文学的本质和功能，同时也标立了一个时代的文学伦理，为作家写作的内容、思想、目的、情怀和境界定下了调子。文学自然是高尚的，应该担当道义和精神良知。当代也不例外，人们甚至对写作者还给了一种“很伦理化”的称呼，叫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表明了当代人对文学、对写作的一种道德定位和要求。

　　但这样一种伦理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和道德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一样，文学的标准和性质也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先秦时代的文学伦理和南北朝时代就不一样，五代的“艳词”也被一些载道论者所鄙薄。这说明文学的伦理既有恒定的性质，又总在变化之中。

　　影响这种变化的主要因素，当然首先是社会现实状况，是社会需要或者社会的变化决定了文学伦理的起伏变化。另一方面，物质条件即传媒和载体本身的变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竹简时代的结束就导致了文学的浮华与伤怀趋势，汉代文学的浮华倾向与纸张的发明、信息传播更加便捷显然是有关系的，在某种意义上东汉之后造纸业的繁荣，才致使六朝时代文人有条件唱酬往来，文学渐渐有了更多个人性、抒情气质、感伤风格和人性内涵——所谓“慷慨悲凉”和“梗概多气”，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则使得文学迅速世俗化了，小说在宋代以后的逐渐兴盛、在明代的繁荣，显然与出版印刷业的繁荣有直接的关系。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伦理都是在进变和衍化之中的，但是人们对任何一种新的伦理的接受却总要有一个过程，而新的伦理在出现之后，也常常需要面临一些调整。经过了晚唐五代文人的参与和改造之后，花间之响和“淫词艳语”变成了慷慨清音，以至两宋时代还出现了众多成就卓然的“豪放派”大家，即便是“婉约”一派，也已然变得至为优美和健康。这样的例证还可以推及更早的《国风》、乐府诗歌等。在小说中也有典范的例证，比如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金瓶梅》也就没有《红楼梦》，而后者的“文学伦理”显然是高于前者的，尽管前者也同样是一部不朽的奇书。这又说明文学的伦理与作家的参与，与作家的主体意识和境界也是有关系的。

　　当前危机——道义和精神走下神坛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文学的伦理的确呈现了沉沦和颠覆的危机，但事情还远未达到“礼崩乐坏”的地步。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文学在其市场生存的处境下，当然会受到市场规律与商业操作的左右，因此任何“卖点”都不会被轻易放过，道义和精神都要走下神坛。这个分界点应该是在世纪之交，所以我们就从这时开始看到了种种文学的奇观：文学的泛暴力化、准色情化、唯隐私化，还有虚构文学的退场，私人生活写真的热卖，感官享乐主义的公然炫耀和兜售，再之后便是更加没有节制和限度的自我裸露：类似“绝对隐私”的、木子美式或“芙蓉姐姐”式的变态招摇，即便是某些具有严肃性甚至人文性的写作，也被反复贴上商业标签，变成了市场份额的一种。甚至像余秋雨那样的写作者，也屡屡被指斥为迎合某种商业利益或者趣味的文化投机行为。这表明，文学在市场化过程中，在与大众文化的空间争夺中，确实不站上风，它在这一过程中只是产生出大量的“边缘化产品”，即形式上虽仍具备文学的表征，但在实质上却已是大众娱乐的载体。这当然会在短时间内败坏文学的名誉，但终究它不会占据真正的主流，文学的本质仍然会顽强地存续，并在不久之后重新出现写作伦理的调整与境界的提升。这无须担忧，因为有文学历史的必然逻辑在起作用。

　　遭受冲击——网络改变了写作状态和心态

　　除了市场化因素，还有什么在左右着文学的变化，在诱导着写作伦理的颠覆和下降或者为其提供转机呢？

　　这便是网络，今天，网络这种新的传媒方式和物质条件，在使文学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网络写作问世以来，网络文学的产品已经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如今，在中国已有无数的网络写手，活跃在这个虚拟和隐身的世界中。据有人统计，眼下仅专门的诗歌网站和论坛已经达到了380多个，许多报刊上登载的作品，实际早已在网上贴出了。

　　那么，网络写作对文学伦理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呢？首先是写作者的生存状态和写作心态。网络新媒体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江湖世界”的模拟重现。这个世界已消失得太久了。在古代，相对于庙堂社会而存在的这个江湖世界，是知识分子所须臾不可缺少的“第二生存空间”，两个世界的并立使他们进退有据，甚至他们的写作也与这两个世界的互动互补的关系有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君忧民的写作当然是“主流的伦理”，是理想化的说法；而深居江湖民间，也可以有陶渊明式的超然，白居易杜牧式的洒脱，柳永秦观式的风流缠绵，这里同样有绝妙好词。可见“江湖”是一个好东西，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江湖民间世界被意识形态逼挤至几近消失的境地，结果诗歌和文学也丧失了生长的空间。而网络媒体的出现，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一个可以“隐身”漫游的茂密的网络丛林与信息海洋，为无数的新写手们提供了最为广阔的自由空间。

　　显然，网络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载体，而且还意味着一种新的写作伦理与诗歌美学。希图用一种传统或者主流意义上的道德尺度来规定它是徒劳的。因为它的近乎“隐身化”的写作心态，导致了写作者的“面具感”与“狂欢欲”。网络化生存给写作者的暗示，不仅导致了写作的“口语化”、随意性、“窥视性”、难度的降低，个人隐私的公开裸露，更使写作者变成了网络大海中的个体符号，成了类似置身于“狂欢节”人群中的戴假面者。他可以不以自己的名义，甚至不必为自己的灵魂负责。这样，过去一切的写作观念、价值框定，对他们来说都失去了意义，“道德的下滑”、以词语的暴力游戏恣意妄为就变得难以避免，“身体语言”也成为普遍的表意符号。即便是用真名，也受到这样一个语境的感染，会变得格外“洒脱”起来。在现今广泛的“猫扑”(跟贴写作)、“个人博客”中，写作者的角色感、道德感，与以往的具名写作相比，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一种“粗鄙化的新美学”正随着种种在网络上诞生的新的文学形式而日益显现出来。

　　最大可能——“高科技的民间社会”的兴起

　　如果简单化地总结这种新美学的话，大致可有如下几点：

　　一是以日常化的场景与事物为写作对象，降低写作难度，减少甚至“消灭”形而上的想象、追问、知性、思考，但保留对社会与现实的所指与影射力量，张大形而下的细节、场景、事件、遭遇、直感、欲望等内容。

　　二是性意识与潜意识的混合式“暴露”，构成了写作的基本经验/意识内容以及仅存的“深度模式”。以潜意识的敏感活动，来增加文本的精神张力与经验空间，增加对读者相同但又从未给予其“合法化认证”的潜意识经验的刺激与唤起，是网络写作中比较典型的“心理美感机制”。这使得某些粗鄙化的作品反而具备了强劲的陌生化与熟识感同在的刺激性特征，使读者体验到意识的历险与欲望的发泄，这类似于一种生理性与心理性同在的“犯罪感”与“快感”。

　　三是词语的暴力性。暴力的产生本源自词语的“泛性化转喻”，泛性化话语在网络中蔓延，实际上有深刻的当代历史原因与社会心理基础，它源自上个年代词语的泛暴力化和现今社会意识的败坏化。“红色词语”的“泛黄色化转喻”趋向，体现了社会意识的大变动时代，权威话语系统的自我解构性。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在现今的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泛性化话语成为网络写作者对上述社会意识的回应、反讽或者同流合污的便捷方式。这同他们写作中所表露的“道德底线”甚至“底线下”的倾向是一致的。

　　四是“可复制性”和简单化。这看起来与深刻、意义等是反向的，但却常常更具有文化与叙事解构的力量。比如这首具有明显的“一次性消费”特征的诗歌《是××，总会××的》，就是以复制方式不断叠加的：“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敬爱的班主任/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他说：是××，总会××的/说得多好啊/顺理成章，铿锵有力/这句话像是火苗/直窜进我们青春的血液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骏马总会奔驰的/是天才总会成才的/是龙种总会登基的……”

　　可是多年以后，学生各奔东西，老师的“预言”句式并没有变成期待中的现实，“金子已经变成了废铜/玫瑰已经变成了枯草……”唯一证实了这一逻辑的“现实”的，是班主任老师的死。当大家都来参加老师的葬礼时，才又想起了当年的这个“公式”，所以最后一句是学生的新归纳：“是活人，总会死掉的”。既严肃，又戏谑，让人玩味，又直白得无须回顾，既可以任意添加，还可以删减篡改。

　　可见，网络世界这一“高科技的民间社会”对写作的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要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看不到这一点是短视的。

　　网络写作和更新一代青年所作的一个最大、也可能影响最为深远的合谋可能是：他们将消灭尚残存的“职业抒情者”的心态，废除通过诗歌写作建立功勋进入权力(或精神)庙堂的传统的“心理制度”。不管这是不是合理和“进步”的，这样的写作方式和心理，以及他们的类似于“小生产者的每日每时的”日常化写作，作为一种“汪洋大海”般的存在，将是任何反对者所感到无奈和绝望的。(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