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李斌  张景勇

　　“下一个是谁？最高奖会不会出现空缺？青年科学家何时问鼎最高奖？”随着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揭晓，一系列问题盘绕在人们的心头，因为无论是吴文俊、袁隆平，还是王选、黄昆，都似乎存在年龄大、成绩早等问题。

　　最高科技奖是为提升国家科技奖励的庄严性和权威性而设立的。作为我国科技的最高奖项，最高奖获得者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或者在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

　　“实际上，最高奖分为两块，一块是基础研究，一块是应用研究，授予人数每年不超过２名。”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

　　虽然所有的省级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都有权利推荐最高奖候选人，但是２００１年这些部门仅推荐了７人，经过专家咨询确定了５名候选人。“很多地方没有胆量或者实力推荐。”

　　最高奖应该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取得国际同行的认可。“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成就奖。”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周承恕副研究员说。

　　科技竞争力下降，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连续４年空缺，大量尖子人才流失，让人们无法不担心最高奖是否会出现空缺。

　　相对于基础研究而言，应用研究的“日子”似乎还好过一些。“至少‘两弹一星’还有一些元勋为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巨大的效益。”科技奖励办有关负责人说。

　　中科院在建院５０年之际出版的《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选》，无疑是共和国科技的一个缩影，一次检阅。从中可以发现，半个多世纪来，共和国也不乏一些重大成果，然而仔细梳理基础研究，却不免让人担忧。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基础研究确曾产生过一些在世界上能够拿得起、放得下的成就。１９４９年，张文裕发现了缝子原子；１９６０年，王淦昌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１９６５年，我国学者在世界上率先合成结晶牛胰岛素；１９６６年，陈景润首次完成了（１加２）的全部详细证明，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而现在我们则面临着国家自然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的一等奖连续四年空缺的尴尬，就是在过去的１０年里，摘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也只有“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 和“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两项成果，而这两项成果在摘取一等奖桂冠时，负责人冯康和秦仁昌院士都已经去世。既然一等奖都选不出，若干年后，国家最高科技奖基础研究领域自然不无“缺位”之虞。

　　“目前基础研究也有亮点，但确实非常薄弱。”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作为获奖者代表的中科院动物所所长黄大卫说。

　　国家科技奖励办公室主任黄英达说：“中国科技界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仍比较薄弱，缺乏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原始性创新的成果不多。”

　　“最高科技奖可能出现空缺，但最近几年绝对不会。” 科技奖励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即使空缺也不怕，但标准一定要坚持。”

　　不以年龄论英雄，虽然科技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少帅 “掌门”，一些年轻人也开始担起重任，科技人员断层的局面逐渐得到解决，但是一些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市场环境的诱惑，学而优则仕的干扰，都使这支队伍缺乏将帅之才，也缺乏世界一级的成果。

　　从１９９５年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到１９９８年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九五”以后，我国对原始性创新加大了支持力度，加快了体制革新步伐。从科技部到中科院，都在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为科技人员创新创造条件，周光召说，重大科技创新产生的外部条件已经形成。

　　“我相信最高科技奖得主的年龄会逐渐减小，随着中国科技实力的发展壮大，‘下一个是谁’的提问将成为绝响。”一位获奖者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