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两次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制度。1984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李政道时说道：“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一年后，我国正式开始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

　　如今，27年过去，我国已经培养了9万多名博士后，他们大都成长为中国各个科研领域的骨干力量。其中更有35位博士后被评为了两院院士。

　　然而，在辉煌成绩的背后，即将而立之年的博士后制度，是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日前，在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主办，北京交通大学承办的首届“2012中国博士后院士论坛”上，多位“博士后院士”就此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问题一：我们的洪堡基金在哪里

　　作为我国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后，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欧阳钟灿回忆起了自己在德国做博士后的经历。

　　1986年，欧阳钟灿得到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到德国进行博士后工作，在那里，他进行了两年高质量的科研工作，完成了一篇至今在相关领域仍占有重要地位的论文。

　　资助欧阳钟灿的洪堡基金成立于1860年。其主要任务是资助德国学者到国外去学术旅游，并邀请外国有才华的青年才俊来德国从事科研工作。自基金会成立以后，世界上已有12000余名科学家获得了洪堡奖学金和各种奖金。对此，几位院士在论坛上提出疑问：我们的洪堡基金在哪里？

　　“当前，我们的科研水平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我们更多地依然是把自己的年轻人送出去。”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郑兰荪在发言中表示，现在应该是我们拿些钱，吸引国外的年轻人来做我们的博士后的时候了，这将有助于彼此间的文化、科技的交流。“我们现在有条件地把国外人才吸引进来，但需要建立一个像洪堡基金会一样的好品牌。”

　　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类似洪堡基金会的组织并不少见，例如日本的学术振兴会也在采取类此的做法吸引国际人才，而我国的香港科技大学虽然仅成立于1992年，但已是在亚洲名列前茅的高校，它也是通过资金支持，吸引了大量海内外优秀的青年学者。

　　“中国科技界的发展，对国际人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固然要抓住高层次人才，但在国外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科研生力军更应该作为重点。我们也应该瞄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科研工作者，甚至是亚太地区一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青年科技工作者，这对中国科技发展都是有帮助的。”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焦念志如是说。

　　问题二：“土”“洋”差异如何弥补

　　在难以吸引国外科研才俊的同时，国内博士却正在大量地涌向国外。这造成的结果是：国内科研机构很难招到合适的博士后。

　　几天前，郑兰荪刚刚参加一个会议，当他和其他几位院士进行交流时，他发现大家都为一件事情颇感遗憾：这几年都没有招收到比较优秀的博士后。“怎么样创造条件，改变机制，才能够吸引优秀博士人才在国内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论坛上，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武向平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武向平有一个学生在英国做了4年博士后，回国后便被聘为研究员，单位还提供了住房；而另一位研究生先后在北大、清华做了4年博士后，毕业后却只能被聘为副研究员，住房问题也没有解决。无奈之下，他选择去瑞士做博士后，他相信回来后待遇肯定会提高。“在我看来，这两个学生的水平是一样的，仅仅因为经历不同，待遇和以后的工作机遇就完全不同。”武向平说。

　　武向平曾经算过一个账，如果在国内做博士后，出站后一般是低级别的副研究员，但如果是海归，回国后基本会是研究员待遇，如果要弥补这两者之间的待遇差别，“土博士后”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我们要反思，当洋博士后大量回归后，该怎么平衡其与土博士后的待遇差别？”

　　武向平表示，我们需要在政策上建立一种机制，把“土”、“洋”差别稍微缩小。“海归博士后一发就是上百万的房补，但是土博士后什么都没有，这种差别显然不利于稳住一批国内博士后队伍，这一点我们必须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