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科学家的学术成就与学术贡献具有典型的年龄特征。错过了学术成就的黄金期，将影响或耽误他们的发明与创造。缩短科学家学术训练的年限，让他们提前进入到研究发明阶段，是各国高等教育专家一直探索的，而博士后制度正在成为很好的解决方案。作者以从我国博士后制度中成长起来的院士为研究对象，剖析了这一制度对院士成长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博士后制度缩短了学术成长的时间

　　比较那些通过博士后训练后成长为院士的博士后院士（本文特指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到中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或科研工作站从事科学研究，后成长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人员）与其他院士的年龄可知，其他院士的平均年龄为59.2岁，而50位博士后院士的平均年龄为51.3岁，博士后院士的平均年龄比其他院士的平均年龄年轻7.9岁，这种年龄优势，对他们早出成果、多出成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希教授是中国博士后院士中当选当年年龄最小的，也是当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年龄最小的，时年只有42岁。现在他是清华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在超分子组装与聚合物薄膜方面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影响的成果，曾先后获得过中国化学会-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奖、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可以说，博士后制度缩短了杰出科学家成长的时间，有助于他们在学术研究领域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成果。

　　博士后制度聚焦了专业研究方向

　　专业是基于社会职业分工和学科内在逻辑而确定的一种划分方式，它既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职业反映，也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学业类别。对于跨入学术殿堂的初学者而言，除了缩短学术成长时间，还需要适时地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否则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专业又处在不断变化中，将可能会缩短自己的学术生命。

　　统计分析发现，50位博士后院士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的专业与当选博士后院士专业一致性分别为82%、89.8%、94%及100%。这组数据显示，学位高低与今后专业方向一致性成正比，即接受高等教育学位较低时，与今后的专业方向一致性较低；学位越高时，与今后专业方向的一致性越高。到了博士后阶段，专业方向已完全锁定，博士后阶段的专业方向与今后成长为院士的专业方向100%吻合。博士后院士在他们做博士后时，根据科学研究的前沿和自己的兴趣，完全聚焦了他们的专业方向，坚定了自己今后要开展研究的问题，这对于他们深入该领域研究并取得成就大有裨益。

　　博士后接受了学术大师的洗礼

　　博士后进入博士后科研站前需要选择自己的合作导师。合作导师既能给博士后提供学术的引导与指导，也可以为博士后开展科学研究提供协助与帮助，优秀的合作导师是博士后学术成长的良师益友。

　　据不完全统计，博士后院士的合作导师都是全国学术界的知名大师，他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为国家和科学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很多人也是院士。如我国第一位博士后院士欧阳钟灿的合作导师郝柏林研究员，早在1980年就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除2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外，他还先后获中国科学院重大成果奖多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在理论物理等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又如博士后院士梅宏教授，他的合作导师是成功研制大型软件开发环境青鸟系统的杨芙清教授，她于1991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除先后2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还获得何梁何利奖、潘文渊研究杰出奖等。再如博士后院士朱日祥研究员，他的合作导师是有“黄土之父”美誉的刘东生研究员，他于1980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又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等荣誉称号，并成为中国大陆首位获得国际最高环境科学成就奖——泰勒环境成就奖的科学家，还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竺可桢奖、李四光奖、陈嘉庚奖及何梁何利奖等多项奖励。可以说，学术大师作为博士后的合作导师，在学术方向指引、道德学问等方面对博士后院士的学术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