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一系列“松绑+激励”的利好政策让科研人员纷纷点赞。
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一直关注我国目前的科研经费管理体制。今年两会期间,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意见》出台后,他将会更关注政策的落地情况,“在走创新型国家道路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我国科研经费管理在符合科研规律的同时,应该更快、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
“要把国家的钱花在刀刃上”
什么是科研规律?在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吴鸿看来,科学是要发现未知的东西,科学研究也具有不可预见性,“体现在科研经费上,就是不要管得过死。”
早在2015年两会上,吴鸿就建议以预算、决算制度取代目前普遍实施的财务发票报销制度,实现科研经费管理的科学化。“但当时相关部门回复说不太现实。”吴鸿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2016年两会上,贾康提交了《关于尊重科研规律,在横向课题经费管理中去行政化》的提案,之后也没有得到书面回复,而是被通知提案已作为委员意见建议转交相关部门参考。贾康认为,当时这个问题还比较棘手。
2016年7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意见》从科研经费预算调剂、经费比重、开支范围、科目设置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松绑+激励”的措施,受到了科研人员的欢迎。
吴鸿对劳务费开支的规定印象深刻。根据《意见》规定,劳务费不设比例限制,意思就是参与项目研究和项目聘用的人员都可以开支劳务费。“虽然《意见》规定还没有具体落实到我们这个层面,但相关情况已有很大改观。”吴鸿说。
今年年初,吴鸿等5位教授申请了300万元的广东省创新团队项目,按照2016年3月《广东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修正案)》规定,劳务费按40%比例计算,即120万元,但经过团队成员协商,他们只报了80万元。
吴鸿向记者具体介绍了他们的计算过程:五年研究周期,平均每年16万元,项目组共40人,实际每年每人4000元。“要把国家的钱花在刀刃上,让钱发挥最大作用,国家也应该相信知识分子。”吴鸿说。
“中央让走十步,地方只敢走五六步”
虽然吴鸿认为广东省最新科研经费管理条例的规定已经有很大改善,但与《意见》规定的“劳务费预算不设比例限制”仍没有同步。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市。
2016年9月,北京市在全国第一个出台了贯彻《意见》的地方新政《关于进一步完善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随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根据《意见》《措施》等国家、北京市政府相关政策要求,制定了一系列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但他们在制定时遇到了说法不一致的情况。
虽然《措施》规定“取消间接费用中绩效支出比例限制”,但另外补充了一句“绩效支出只能用于项目组成员”。而《意见》提出,取消绩效支出比例限制,要求绩效支出安排与科研人员在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挂钩。
“这是出现歧义较多的地方,也是需要探索的地方。”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项目管理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调研、反复讨论,他们最终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决定,体现在今年1月初出台的管理办法上就是:如果科研项目是国家级别的,将按照中央政策管理;如果是北京市科研项目,则按照北京政策管理。
“科研经费改革配套办法尚未出台,目前还难以落地取得实效。”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贾康也一直期待相关部门科研经费管理的具体细则尽快落地。“但目前还不清晰。”在贾康看来,有些主管部门还没有积极行动起来,真正为知识分子解决令他们苦恼的问题。
而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看来,很多单位并没有用足政策,没有解放思想,只是一味追求风险最小化。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让走十步,但地方一般只敢走五六步。”但李成贵也承认,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与此同时,权限下放了,但监管之弦不能松。张伯礼认为,要加强科研经费使用过程的监管力度,确保经费使用规范、安全、有效。
“靠制度供给激发科技创新潜力”
在李成贵看来,科研经费管理在风险管控的基础上,要坚持方便、高效两大原则,“要尊重科学家,尊重科研规律,减少外在强制力量过多干预科学研究”。
事实上,行政过度干预造成的权力寻租行为一直饱受诟病,而不当的科技功利观念的侵袭又破坏了科学研究的外在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科学共同体内在的道德价值规范。
“可以说,现在不仅仅是科研经费多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科研经费管理的问题,还有创新文化建设问题。”李成贵表示,全社会需要弘扬科学精神,厚植创新文化,培肥创新土壤,净化创新环境,营造浓厚的科研学术氛围。
作为主管地方科技的领导,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黄日波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广西在科研经费管理上的创新。据介绍,从2016年开始,广西首创实施项目经费申请一季度一次,即申请项目不用抢一个时间段,理论上成熟一批资助一批。
“改革最大亮点是科技拨款不完全按财政年度走,当年用不完可转入资金池。”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大学教授陈保善认为,虽然效果还有待检验,但这样的管理方式使科研人员不用突击花钱,值得推广。
陈保善也提醒,相关部门的评审工作量会增加,不同批次标书的质量需要注意。“重大项目可以分批,一般项目不宜这样做。”陈保善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只有第三方介入,才能持久。
据透露,广西科技主管部门正在制订计划实施项目申请“常态制”和科研项目“揭榜式”,上述两项制度预计于2017年6月正式实施。
“只有打破制度环境的约束,靠制度供给激发科技创新潜力,让科研经费真正成为创新的‘助推器’,我国才能真正走上创新国家的道路。”贾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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