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本地高等教育布局，对接时下大热的“双一流”建设，到底是该扩充院校数量做“加法”，还是缩减院校数量做“减法”？

　　这道改革算术题，在地方实践中出现分野：先出现的是“加法”，以深圳、青岛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大市，纷纷“大手笔”引进全国乃至海外名校到当地办校区，以求壮大当地的“好大学”方阵；就在“加法”声浪渐大的同时，上海、湖北、辽宁、河南等省份，却在高校调整的规划里接受“减法”逻辑。这些省份的规划者，期待借助高校间的裁撤、合并和重组，以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对接时下大热的“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强调以“减”为进的高校调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大规模出现过，其主要目的是推动高职（专科）升本，提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本科层次高校。而从前述三省市传递的信息看，这一轮合并重组更强调建好优质大学。

　　时隔十余年，“合并”、“重组”的关键词再度进入地方高等教育规划文件中。这会是新一轮高校合并浪潮来临的信号吗？

　　新一轮高校合并潮？

　　1月13日，辽宁省一纸改革文件，将高等院校的合并重组，推向舆情的高峰。

　　这份《关于推进高中等学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到，辽宁将优化高中等学校布局，对于规模效益小、办学条件差、办学质量低、社会声誉差的学校坚决予以调整，通过合并、兼并等方式重组教育资源。辽宁省在这份文件里明确，到2020年，省内普通高等学校调减15所左右。

　　无独有偶，在此之前，湖北省也抛出了高校合并重组的计划。据湖北省公布的《关于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实施意见》，该省虽然没有明确高校数量调减的指标，但也同样提出“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以及“探索省属高校合并重组”。

　　在前述省份的相关规划文件中，“合并”、“重组”被放置在教育供给侧改革和“双一流”建设的语境中陈述。但有趣的是，无论是近期公布的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还是早前出炉的《统筹推进“双一流”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尽管均有提及高等教育布局优化，却都没有明确肯定高等教育的合并重组。整体看来，这两份纲领性文件更加强调的，是高等教育的分类管理。这也就是说，高校的合并重组，目前更多是地方层面的一种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更早之前探索高校合并重组的上海，于2015年提出，在高等教育分类管理的基础上，通过合并组建、新设增设、调整撤并、中外合作办学、二级学院相对独立运行等多种形式，不断优化该市高校布局结构。合并、撤并，成为“分类管理”后继续优化高校布局结构的进一步策略。上海执行这一策略的实际案例是，2016年原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和上海金融学院这两所地方财经院校就率先完成了合并重组，组建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这是不是意味着，三省市不约而同的探索，很可能入选许多地方的“可选动作”，新一轮高等教育合并潮将要来临？

　　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宗晓华分析，上世纪末很多地区高等教育供给的瓶颈在于规模上。大规模扩招导致一些地区高校数量膨胀，结构庞杂，布局散乱，质量参差不齐。目前各地高等教育规模基本稳定，改革的重点必须切换到于结构的优化和质量的提升，尤其是针对办学效益较差的高校实行合并重组，是当前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措施。

　　“政策在‘十三五’期间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探索高校合并重组，说明各地在立足本地实际情况探索具体改革路径。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只是开始，必将持续下去。”他说。

　　而被一些媒体提及“不合并不行”的现实原因是，一方面因为我国18岁以下人口数量下降以及出国留学低龄化，导致国内高校报名人数的下降，不少高校早在六七年前就已面临招生计划完不成的窘境；另一方面，国家经济新常态以及减税的政策，决定着高校今后获得以往持续大幅增长的财政资金的难度加大。

　　不过，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陆亭对此并不赞同。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现行的高等教育体系下，各省级政府有一定自主权，根据毛入学率增长等情况作出调整属于正常现象。鉴于我国高等教育有很大的体量，从概率上看出现调整的情况并不少，因而还很难断言这是一种趋势。

　　“1+1”怎样才能“>2”？

　　暂且将高校合并潮来临与否按下不表。作为地方层面的探索，提出要调整合并本地高校上海、湖北、辽宁三省市，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合并重组，就能办出“好大学”吗？或者说，应该怎么样合并重组，才会出现“1+1>2”的好结果？

　　人们眼中的“1+1>2”局面是，名校和一般院校合并，原来的一般院校变名校；一般院校合并一般院校，或者弱校之间合并，最终整体变名校。从上一轮高校合并重组经验来看，这种局面的存在是可能的。例如，浙江大学通过合并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延续了过去的辉煌，合并后学科更完整、实力更雄厚，整体排名始终稳居中国高校前列。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在2001年强强合并之后，在大学排名上也迅速上升，成为广东高等教育界的龙头。

　　宗晓华表示，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高校很少有衔接贯通的学科群结构，导致理工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隔阂、基础学科与应用和工程学科之间的断裂，无论是对科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有诸多负面影响。因此，从上世纪末开始，一些大学考虑资源整合、学科互补等因素，合并了本地区的相关院校，以解决学科群断裂的问题。比如，中山大学等综合性大学合并了医学院校，实现了生物、化学、化工等学科与医药学科的学科衔接与贯通，取得了很好的效益。不过，这一种学科贯通、优势互补的情况并非一试就灵。上一轮高校合并重组不乏一些“有瑕疵”的例子。

　　宗晓华表示，即使有潜在学科互补结构，合并也不一定能够实现收益。这是因为，高校合并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非常高。处理得不好，可能会导致貌合神离甚至冲突严重，最后不欢而散。因此，合并不一定能出好的大学。

　　“今后院校合并重组，既要深入研究国内外成功的合并案例，理解其背后真正的作用机制，又要结合现阶段的新形势和各方的实际情况，不可盲目照搬。”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而什么样的合并案例才是成功的案例？业内许多人士更强调强强联合。过去合并潮中崛起的高校基本是“强强联合”模式，比如被合并的吉林工业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当前业内也似乎更强调该模式。1月16日湖北省政协会议上湖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周应佳就建议，将湖北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工业大学等水平较高的高校进行“强强联合”，形成学科互补、人才聚集，使之成为高等教育的“航空母舰”。

　　不过，同济大学办学质量评估院副研究员樊秀娣表示，对“强强联合”应该持谨慎的态度，强强联合之后数据肯定会提升。但评估的关键，在于合并了以后是不是能够加强学科之间沟通和学科的交叉，从而完成重大的科研成果，同时把人才培养得更多更好，为地方做出更大的贡献。

　　宗晓华也认为，院校合并，重在优势互补，成在机制安排，是否有名校参与并非关键。二本院校合并，也能并出好大学；有名校参与的合并，如果只是为他人做嫁衣，或者稀释了名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也会得不偿失。

　　马陆亭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除了强强联合以外，地方普通二本院校的命运也值得关注。他表示，不同层次的学校合并是有区别的。合并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和打造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考虑的，强强联合是要打造各省高校的领头羊，而二本院校的合并则是考虑资源的盘活和利用。而后者对实现高校的“分类管理”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