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刘刚又一次和职称晋升擦肩而过。一气之下，他选择了辞职。

　　硕士一毕业，他就进入北京市一家数得着的教育研究机构工作。可8年间，他以优异成绩攻下了博士学位，发表了不少高质量论文，甚至还有了译著，职称却纹丝不动——助理研究员。起初他也很疑惑，直到这一次，领导无意间的一句“要选自己人”让他恍然大悟，“身边大部分同事都是某知名大学毕业的，师兄师姐师叔师姑的，总能扯上关系。一比，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外来户’，好事靠边站不说，连必要的学术争鸣也看不到。”

　　这是一个让众多教育专家疾呼“非解决不可”的“毒瘤”——学术近亲繁殖。近日，湖南大学一纸“不准本校博士毕业生直接留校任教，以保持大学的独立精神”的“铁规”引来一片叫好。但细心探究就会发现，这并非新奇之举——早在20世纪80年代，复旦曾力促与清华、南大互换研究生；2003年，北大作出“原则上不再留本校博士毕业生当老师，特别优秀的，也需毕业后到国外至少工作或学习两年以上才能回校任教”的规定；此后，南开、浙大等校也相继作出此类规定；《全国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更是以国家级文件的高度强调高校要“大幅度减少或不从本校毕业生中直接聘任新教师”。

　　可现实的尴尬是，尽管此类铁腕式的规定层出不穷，但学术近亲繁殖的窘状却并未解决。

　　“一个学术体一座塔，塔顶坐着祖师爷，子子孙孙无穷尽”

　　与刘刚的后知后觉相比，四年前入职时，北京某高校教师李杰就深知自己的短板：“刚去办公室报到，就有老师惋惜地瞅着我，‘今年就你一个单枪匹马的，真可怜’。”而这种处境，也让他对即将到来的职称评定分外警醒，“竞争者有院长和系主任的学生，‘软件’比不过，只能多攒些成果，生拼‘硬件’。”

　　李杰口中的“软件”，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作“学缘”。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曾如此定义：“学缘泛指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师生和学术派别之间的渊源关系。具体包括教师队伍构成、学术梯队的配备和招收研究生的来源等，其中都有一个学缘的问题。”他同时强调：“与动植物近亲繁殖一样，在科学研究中的学缘关系也是近亲繁殖，必然会影响到杰出人才的培养和创新成果的产生。”

　　那么，近亲繁殖对学术的危害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尉志武总结了以下三条：一是衍生“家族式”的学术梯队，知识结构趋同，创新思维差；二是囿于“师生情结”，学生没有超越老师的勇气，有碍正常的学术争鸣，直接侵蚀学术自由之基；三是容易形成“学术山头”，加速学术利益集团的形成，排斥异见，争抢学术资源。“一个学术体一座塔，塔顶坐着祖师爷，子子孙孙无穷尽。”尉志武无奈地说。

　　“知名度越高的学校近亲繁殖越严重。”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大学近亲繁殖比海外高5倍——17所大陆高校接受调查的987名教师中，有604人在最高学历毕业后，直接在母校任教，占所有教师的62％，近亲繁殖程度为0.654；而进行对比调查的海外6所院校的教师，几乎没有人在取得最高学位后一直留在本校工作，近亲繁殖程度为0.1115，且其中最高的也只有0.181（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最低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的近亲繁殖程度仅为0.07。

　　八年过去了，顾海兵坦言，尽管有诸多高校作出努力，但“基本面仍然没有得到缓解”，甚至从某些角度看，还出现了“病灶”前移的窘况。“现在别说招老师，就是招硕士、博士，都要‘血统纯正’。特别是一些学科排名靠前的学校，总认为自己的学生一定好过外校的，本校保研比例高达40%。长此以往，对于学科建设，特别是人文学科来讲，就是一种戕害。”

　　研究生培养方法与思路需要重新审视

　　为了印证顾海兵的判断，记者选择了西北一所“985”高校，随意抽取了两所学院官网公布的“师资力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其中一所学院55位教师里，有41名在本校学习过，将近25名在本院学习过，且有超过40%的讲师是“本硕博”一条龙读下来的；另一所学院，67位教师有43位出自本校，14名讲师中，其中6名也是“一条龙”读下来的。

　　“本科和研究生课差不多，老师讲的也差不多，只不过形式换换，本科时老师主讲，研究生时分成小组讨论、老师点评。”一位曾就读于上述一所学院的毕业生就告诉记者，“研究生时经常逃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