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2月5日、2月10日《上海科技报》头版连续刊登文章《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调查》，将上海高校近年来科技成果转化情况逐一呈现。现将三篇报道分享如下：

　　一、摸索之路 在实践中走向成熟

　　2020年12月23日，同济大学“2020年度十大最具转化潜力科技成果”发布，这些成果涵盖了工程制造、绿色环保和生物医药等领域。更加助力的是，同济大学打算在未来5年中拿出1亿元来支持校内科技成果转化。如此大规模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活动在今天的上海各大学中其实并不是稀罕事。

　　去年出炉的2019年上海科技成果转化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合同数量高达415项，合同金额达到20.38亿元。其中，技术转让的合同数量为298项，总金额为4.05亿元；技术许可的合同数为89项，总金额为15.48亿元；作价投资的合同数为28项，总金额为0.85亿元。根据上海市教委的不完全统计，2019年上海高校完成认定登记技术合同数为16599项，金额达到86.87亿元。

　　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攻坚克难，这是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不断取得进展的重要原因。

　　体制机制上的全新探索

　　上海大学在2020年入选了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学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池长昀介绍说，2017年起，相关政策禁锢开始解除；至2018年底，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路径、股权与现金奖励激励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制度难题基本得到解决。今天，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科技成果可从实验室走出，沿着一定路径，通畅走完迈向产业化的各阶段。

　　近些年，上海大学出台了大量相关政策。《上海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在收益分配方面充分把握奖励激励、团队发展和体系建设之间的平衡；《上海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实施办法》明确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绩效，可作为其职称（职务）评聘、岗位聘用的重要依据；《上海大学专业技术人员兼职和离岗创业实施办法》规范了学校专业技术人员校外兼职和离岗创业行为。

　　池长昀透露，目前上海大学正在借鉴斯坦福模式，加强研发与专利布局/运营并行，探索“专利申请权转让”模式。2019年底至今以该方式实施转化的项目，涉及金额已超2亿元，大大缩短了成果转化时间。

　　上海大学还开展了两项新探索，分别是开展科技成果价值评价和打造产业化（商业化）概念验证平台。“前者通过对科技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客观公正的评价，确定科技成果商业化、产业化的潜力与可行性，后者聚焦概念验证资金不足难题。”池长昀介绍说，“我们会同上海相关高校的专家、技术转移机构、投资基金、转化平台联合发起成立了上海市科技成果评价研究院，这也是上海首家科技成果评价研究机构。通过‘沪温科技成果概念验证中心’等合作平台的初步实践经验，上海大学未来打算在长三角区域内引导社会力量尤其是相关行业企业力量共同设立概念验证资金，打造聚焦某一学科、某一产业领域科技成果产业化（商业化）的概念验证平台。”

　　池长昀告诉记者，概念验证平台与科技企业孵化器的不同之处在于，孵化器通常给已有产品的初创企业提供种子基金或环境支持，概念验证平台则评估高校科技成果的转化潜力，把产业化（商业化）风险降到最低点，吸引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进入。

　　美国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前进行概念验证的情况已很普遍。池长昀介绍说，2002年至2019年，麻省理工大学德什潘德中心在概念验证方面投入了1700多万美元。受资金支持的转化项目中有近三成通过成立公司实现产业化，这些企业累计吸引8亿美元后续投资，资本放大比例高达47倍。其他经评价后获资助项目虽未成立公司，但大部分通过专利转让、许可方式实现转化。

　　“第一单”正处于发展的快车道

　　2016年6月，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安博文教授拿到了上海安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在校教师身份开公司、当老板。这也成为了新政落地后上海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第一单。当时，安博文团队的“光纤传感检测应用”项目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用于油气罐火灾探测、海底电缆巡检等领域的安全检测，在南方电网、中海油采油平台等项目中得到广泛应用。

　　公司初创时，上海海事大学以“光纤传感检测应用”项目无形资产作价入股，与合作方成立项目公司，注册总资金2000万元。上海海事大学占股30%，学校所属全资国有公司代表学校持有技术股，将这些股权的75%奖励给安博文团队。经历4年市场风浪后，上海安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为海底电缆监控设备的龙头供应商，2020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2020年12月15日，“上海船舶尾气智能监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公司举行，全国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云集在此，企业发展前景让人艳羡。

　　“成功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在股权介入方面遇到了骗子。合作方骗取了公司70%的股权，但自始至终没向公司投入一分钱，打了3场官司才把问题解决。出现这样的难题，和我们长期在象牙塔工作，毫无市场经验有关系。现在公司一共有10多人，全职工作人员有7人，目前订单最多的是海上风电的海底电缆监控设备，船舶尾气智能监测的合作项目也不断增加。”经历了市场洗礼的安博文谈及创业经历十分理性和客观。

　　吃到甜头的安博文团队成为了学校其他科研团队学习的榜样。安博文说，学校里很多教授也开始“下海”，开启成果转化之路。

　　值得期盼的开拓实践

　　上海理工大学和上海交大医学院携手开展的医工成果转化实践是值得期待的案例。上海优质的医疗资源和制造业技术首次紧密联系在一起，高附加值的转化项目正在加速孕育中。

　　中国大量医疗器械来自国外发达国家，价格昂贵，中国临床医疗领域的“命脉”大部分被外方控制，手术刀，缝线针、无影灯、超声刀系统等关键技术都不在中国人手中。2019年9月，上海理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共同发起建立“医工交叉创新研究院”和“医工交叉研究生院”。

　　“研发点子来自交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临床医生，上海理工大学科研院下属的跨学科研究院负责搜集医生需求，同时寻找学校相关教师提出技术方案。如果认为可行，就建立医工交叉的科研项目，上理工给予资金支持。医生可被聘为上理工研究生导师，上理工科研团队也介入，这样就组成项目攻关的科研团队。” 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处处长张大伟介绍说。

　　完成从0到1的原创研发工作，仅仅是第一步。张大伟说，为了验证技术是否可以投产，真正实现1到10突破，上海理工大学牵头成立上海理微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这是一个医疗器械的转化平台，另外三大股东分别是上海交大医学院、中科院微系统所和上海新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此基础上，四方又联合共建“医疗器械创新与转化平台”，助推通过验证的具有市场前景的科技成果转化为可供中国医疗系统使用的产品。

　　1年多实践后，已有所收获。张大伟透露，159项医工项目中已有7项经专家论证具备产业化价值，有3项已注册公司。其中，“新冠病毒及烈性病原致病病毒全自动检测系统”被列为中国工程院疫情专项项目；手术缝合针、高频电刀等成套装备，都在临床试用中得到好评。

　　而在后方等待这些孵化“金蛋”的是广阔的发展空间。2020年10月，上海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我市大学科技园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力争到2025年，基本形成多层次、开放性的大学科技园体系，全力打造3—5家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品牌效应的大学科技园示范园，辐射带动高校周边高新园区、产业园区等形成若干个产值规模达到千亿元级的创新创业集聚区，孵化培育1万家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型企业。

　　同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总经理戴大勇说，这也意味着出自高校的科技成果在产业化落地后，相关高科技企业有发展的无限可能，它们能与近在咫尺的高校科研资源继续保持良性互动，可以使得产品不断升级。

　　二、优劣之分 转化思维的再厘清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但似乎前进的步伐与被寄予的“高期待值”之间还有差距。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2010年以来，加入美国大学技术管理协会（AUTM）的162所美国研究型大学获美国国内专利授权总量年均不到5000件，但这些专利大部分实现了转化。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获得国内获专利授权数量要远高于美国高校，但是转化效率似乎远不及美国。

　　近年来，国内产业界的一些人士喜欢用“山中无柴，斧子太钝”的比喻来形容高校内优质科技成果的缺乏，以及转化能力的偏弱，认为这是科技成果转化数量偏低的根本原因。可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科学界和产业界需要以一种更为开放的思维和更为理性的态度，去看待象牙塔中的科技成果转化。

　　山上究竟有没有柴？

　　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原院长刘燕刚教授对于“山中无柴”的说法极不赞同。

　　“这样表达的人基本是外行，不懂高校科技成果的本质，他们天真地认为科技成果本身就是完整的，拿来就可使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情况并不多，拿来就能用的大多是短平快的应用型项目。科研人员将正在使用的应用技术进行升级或者小改进，产生的科技成果在某些方面超越原有技术，可被直接拿来替代，形成经济效益。”刘燕刚说，但这类项目不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未来发展的主流。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真正原创或“颠覆性”科技成果的转化，本身是一个创新过程。某些科技成果的技术属于世界前沿水平，但是今天的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它在未来可被用于什么领域。即便如此，也不能武断地评价它毫无价值，可能一段时间后就会产生颠覆性应用。将全新成果运用到产业中，颠覆原有技术路线或产业模式，这才是真正高层次的成果转化。

　　刘燕刚同时指出，很多高校科研体系脱离计划体制时间并不长，向西方那样的高度科技成果转化，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需要发挥制度优势，科技、产业、国资和政策部门要多“栽树”和多“浇灌”，还要“扶上马、送一程”，倾心呵护，积极鼓励，静等花开。

　　现阶段看不到应用可能的基础科学成果，就注定是劣等么？去年年末获颁复旦-中植科学奖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院士对“山中无柴”的说法也持否定的态度。

　　“不能指望立竿见影看到‘真金白银’，某个基础性科学原理被提出后，什么时候被应用，可被应用在哪些领域，这是当时科学家无法预测的。比如触摸屏技术，其本质上是电容和电阻的改变，几百年前的科学家已发现这个原理，但直到智能手机时代到来之际，才被广泛应用。集成电路的概念在1947年被提出，产业化也是在几十年后。”薛其坤说。

　　成果转化模式并不是单一的

　　科技成果转化概念看似简单，但模式并不单一，有很多种类，具体方式并不为普通人所知晓。

　　上海市科协党组原书记孙正心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第一次规模化科技成果转化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的星期日工程师模式，这种方式有效缓解了当时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缺乏技术的困境。上海市橡胶制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坤被上海奉贤县钱桥工业公司请去做技术顾问，每个星期日他会坐上公交车到奉贤。仅一年多时间，他就为这家乡镇企业创造了丰厚效益。其事迹被报道后，全国大量科技人员进入当地企业进行技术服务，促进了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

　　今天，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更为多样化。上海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陆震介绍说，科技成果转化可分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以及更为宽泛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技术开发面向的是高校中不成熟的技术，企业如有兴趣，可投入资金进行开发，科技成果产权可归学校所有，也可归企业所有，还可约定共享。技术转让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类型，是科技成果产权发生变更，或产生交易。技术许可涉及到的是专利许可，也就是支付专利所有人固定费用后，可使用其技术，制造可获得经济效益的产品，而产权仍然属发明人所有。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则是为企业提供一些前沿知识的服务，满足需求，因为企业对于很多学科前沿的技术并不了解。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海洋副研究员认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有显性和隐性之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等涉及知识的迁徙和转化，不能通过有效的统计手段反映出来，但也是成果转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隐性转化，以专利许可、作价入股等显性方式存在的成果转化更加引入关注。一般来说，离市场距离较近的科技成果常采用专利许可、专利转让的方式进行转化；离市场较远、需要进一步研究开发同时又具备较高潜在价值的科技成果，常采用作价入股创办企业的方式进行转化。

　　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高关注度，陆震也有自己的看法：“今，毫无争议的共识是，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弱，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所以社会方方面面有些着急，希望将高校和科研院所实验室里的前沿科技成果尽快投入到实际应用中去。但高校本身是自由探索的象牙塔，要快速转身承担如此艰巨任务需要一定的时间，社会同时应当关注的是高科技企业本身的强身健体。”

　　专利申请中存在“虚胖现象”

　　我国高校专利质量不高也是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今年1月12日举行的首届长三角知识产权上海论坛上，胡海洋对于我国高校专利许可中存在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

　　“目前高校在专利等显性成果申请上存在‘虚胖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政策设计本身就有‘拔苗助长’嫌疑，比如国家资助的不少科研项目在结题时要求项目组申报专利，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申请专利授权量的快速提高而实行专利申请资助政策和专利维护费三年补贴政策。所以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比如高校很多专利保有年限在3—4年之间，之后大部分专利处于所有人主动放弃维护费的状态，这说明专利所有人对于专利本身的价值认同感不是特别强烈，单纯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胡海洋说。

　　让胡海洋深感可惜的是，一些原创科技成果虽然价值很高，但最终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的质量却并不尽如人意。他介绍说：“事实上，专利质量和技术本身的质量不是一码事。在专利申请中，有两个重要的环节，分别是技术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撰写，在权利要求书的撰写中，权利要求越多，申请保护的范围越广，获得授权难度就越大。如果只是追求满足授权，专利申请人会偏向把专利权利中要求保护的范围写得偏窄，申请难度就会大大降低，但获得授权的专利质量和价值会大打折扣。在不被保护的领域，其他市场主体可在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下光明正大地使用专利技术说明书中所披露的技术信息。”

　　“很多高校科研人员擅长做基础研究，这决定了相应的科技成果离市场应用较远，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人员还需要在充斥着大量问题专利和垃圾专利的海量信息中发掘有较高市场价值的专利，无形中增加了转化难度。专利申请虚胖现象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降低了专利许可模式下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使社会产生了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佳的观感和误解。”胡海洋说。

　　相关专业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层面已认识到这些问题，2020年，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了完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开展专利申请前评估、加强专业化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等颇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微观建设举措，相信通过努力会逐步解决专利数量“虚胖”问题。

　　三、人才之问 制度保障有待完善

　　随着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深入开展，上海高校掀起了技术转移中心建设的浪潮。2018年4月，市教委发布《关于开展2018年度市属高校技术转移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经过近三年的建设，一支颇具活力的技术转移队伍已在上海高校中诞生，并逐步走向成熟。

　　在“2020胡润上海技术转移机构榜”上，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跻身2020胡润上海技术转移机构领军Top 5行列，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刘群彦、上海大学科技园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杨文硕等跻身2020胡润上海技术转移最佳表现技术经理人Top 10行列。

　　最近，关于成果转化人才问题的探讨在上海高校十分热烈，其中有不少争论点。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了其中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难题，全新领域的开拓总会伴随未知的困难，这同样需要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创新的方式去突破。

　　转化人才培养是全新命题

　　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队伍建设，目前有很多理解偏差。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原院长刘燕刚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人认为科技成果是金黄牛，转化是非常简单的事情，随便组建一个团队就能做，这是完全错误的！转化人才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技成果转化的最终结果。目前达成共识的是由于国内外体制机制不同，引进的国外技术转移从业人员无法从事国内的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培养一批适应中国国情的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才，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创新。跟跑、并跑和领跑的3种类型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的转化人才的能力是不同的，提出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刘燕刚举例说，“跟跑”类型的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的是传统技术经纪人，“并跑” 类型的科技成果转化需要较为成熟的产业服务者来支撑，而“领跑”类型的科技成果转化则需要知识产权战略布局者和投资者。

　　“另外，因为工作的特殊性，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的培养模式不可能由现成的书本来指导，也无法照搬照抄原有的知识，这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工作，需要从业人员在实践中经受锻炼，慢慢摸索，走向成熟。”刘燕刚说。

　　2020年11月28日，上海市科委与同济大学签署《共同推进上海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合作协议》，双方将合作建设技术转移学院，共同开启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工作。虽然人才培养工作已开始启动，但刘燕刚认为，未来还有提升空间，比如说目前人才计划和各类科技奖项中，都没有设立科技成果转化的人才奖项，缺乏激励性。另外，尚缺乏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门学术机构。

　　上海市教委科技发展中心主任陆震也持有相似的看法：“目前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从业人员的培训活动不少，但没有系统的学历教育，国内有成熟的MBA职业经理人学历教育体系，但是没有技术经理人学历教育模式。此外，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的职称评审体系也是空缺的，没有发展通道，相关工作人员就缺乏工作积极性，目前国内某些省市已开始进行探索，还需要后续完善。”

　　技术转移中心定位之探讨

　　技术转移中心在高校中的定位和奖励模式也是争议较大的话题。最近，某高校的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人就非常困惑：这些年学校的技术转移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们按照提前制定的激励方式，想给相关人员一些奖励，但是这样的决定却被校领导否定。理由也有一定道理，都是体制内相似职级的校内部门，工作中需要互相配合和协同，为什么从事技术转移工作就要比其他岗位获得更高的收入呢？如果转化岗位的工作人员收入高出一截，那么配合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是否会受到打击？

　　在刘燕刚看来，如果从制度层面去观察，高校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视程度是有待提高的。在高校中，人才培养、科研工作、成果转化三架马车应该并驾齐驱前行。有相应的待遇，有精神激励，才能吸引一批优秀的人才投身于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毕竟实现成果转化工作的重大突破仍要依靠高质量的人才，否则转化效率低的难题将持续无解。

　　但相关专家也提出了疑问：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定位是不同的，高校原本是象牙塔，主要职责是培养人才和科研工作，过于抬高成果转化的重要性，人人醉心于赚钱和盈利，是否脱离了国家创办高校的初衷？

　　陆震向记者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2018年修正）》中的相关内容，其中的第三十一条是这样表述的：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新增加的第四大职责是文化传承。2012年3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还对大学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使命进一步阐释：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就是要兼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加大对文史哲等学科的支持力度，培育大学精神，发挥文化育人的功用。”陆震补充说。

　　陆震告诉记者，高校四大职责的贡献比例应该是相等的。长期以来，高校比较重视知识创造和人才培养，在服务社会上有所欠缺，今天高校必须迎难而上，肩负起国家赋予的重担，努力帮助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奋力向前。从职责范畴看，科技成果转化属于服务社会的范畴，但因为中国的高校绝大多数都是公办，所以位于体制内的技术转移中心的工作人员目前无法像市场主体中的从业者那般根据工作业绩获得较高收入，相关的配套政策仍是空白。

　　民办与公办模式之疑问

　　之所以会出现成果转化人员收入问题的争议，其根源在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陆震说，美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拜杜法案》的出台和政策的松绑，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美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呈现出私立大学优于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带动公立大学的状况。美国科技成果转化数量较高的大学包括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私立性质。公立大学表现中规中矩，转化数量和质量最好的是加州伯克利分校，那里离硅谷比较近。这种情况的发生和私立大学的逐利性有关系。私立大学没有政府拨款，经费的来源有学费、捐款，还有就是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的丰厚收入，其董事会有盈利的考核指标。

　　另外，国有资产流失的“紧箍咒”依旧是很多中国高校领导的心头所“忌”。某位上海高校理工科学院院长告诉记者，目前学校倡导的是科技成果转让方式，而不是入股模式。因为入股后，如果企业盈利状态十分糟糕，依旧会触碰国有资产流失的“红线”，面临法律风险，而转让模式就与高校没有丝毫关联，产权发生完全转移。

　　认同感也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一大难题。“目前高校正在破除“五唯”，即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帽子、唯论文和唯项目倾向，让不同岗位的人都可以根据相应工作业绩有良好晋升渠道。但在长期追赶发达国家高校的过程中，中国科学界更看重发表论文的情况和学科排名等，这是国际通行的指标，而成果转化更加偏向于市场和产业界。认知的扭转需要一定的时间。”陆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