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可以在科学研究各领域展开

　　至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开展“百家争鸣”，那是在1956年2月。在这个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当时学术界的情况，并谈到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一学派压制另一学派的倾向。在这个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在科学工作中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陆定一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谈得十分简略，相关的档案材料也未见公布。不过，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此时作出科学研究应当开展“百家争鸣”的决定，大致是有依据的。因为同一月发生的另一件事，可以与此互为印证。

　　这年2月1日，中宣部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他们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在访问孙中山的故居时，向陪同人员谈起，他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先生世界观的论点有不同的看法。中宣部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请示中共中央是否有必要将此事向苏联方面反映。2月19日，毛泽东批示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按：尤金时任苏联驻华大使)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这年4月中旬，毛泽东又看到了一份关于学术问题的材料，这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3月2日的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家中很有权威的微耳和(RudolfVirchow)的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派。科学可以有各种学派。我们相信久而久之可以使一些真正研究科学的人走上唯物主义。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这份材料使毛泽东产生了共鸣，他感到中国又何尝没有出现同样的情况。

　　4月18日，毛泽东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部长陆定一外出)写了一封信，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