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诠释

　　“双百”方针提出后，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向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公布，并由此推动我国文艺和科学研究的繁荣。1956年5月26日，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的千人聚会上，陆定一对“双百”方针做了诠释。

　　陆定一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他说：“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的政权，必须发展经济、教育事业，加强国防以外，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

　　他接着说：“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在科学工作方面，我国也有历史经验。我国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曾经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成了我国过去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发展就会停滞。相反，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

　　陆定一强调，在贯彻“双百”方针时，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学术论争。后来在6月13 日的《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了陆定一的这个报告。

　　知识界的一缕春风

　　“双百”的提出，为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用“兴奋”和“激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当时知识界的心情，应该是不过分的。

　　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在文艺界，一大批传统剧目被发掘、整理和上演，仅北京市就先后开放了京剧传统剧目20余出，同时收到名老艺人献出和收集的京剧剧目1000多个本子，1060余出戏。在文学创作上，“题材和主题的范围扩大了，体裁和风格多样。最能反映思想活跃的杂文这片荒芜已久的园地，也开始繁盛起来。”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等一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属上乘的作品，都是这个时期发表的。为了贯彻“双百”方针，1956年底，中国作协还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从1957年起，文学期刊一律取消“机关刊物”的说法，而以某某社或编委会代替，以示各文学期刊地位平等，没有指导与领导的关系。

　　学术界也空前地活跃起来。据1956年12月21日新华社报道，1956年一年中举行的比较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据初步统计有50多次，多于过去任何一年。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学术论文和报告共有2000篇以上，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

　　这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共同主持，100多名中国的生物学家在青岛举行了遗传学座谈会。中国遗传学的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主要学者都参加了会议，两派学者第一次坐在一起，就几十年来国际上两个遗传学派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缜密的探讨。会议各抒己见，两派学者互相学到了长处，互相了解了情况，打破了长期以来遗传学界米丘林学派一家独鸣的局面，收到了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增强团结的效果。其他中国自然科学史讨论会关于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方面的争论，电影界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教育界关于尊师重道的讨论，以及哲学界关于真理的阶级性、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都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学术界这种热烈争鸣的局面，是几年来未曾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