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清华大学教授王继龙当选APAN主席

　　多年以后，当清华大学网络研究院王继龙教授面对各国代表，在亚太先进网络组织APAN第48次会议上当选新一届主席，成为时隔十一年继吴建平院士后第二位担任该职务的中国学者时，他一定会记起二十多年前第一次触摸计算机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当时，他所居住的那个距离黑龙江省首府1000多公里中俄边境小镇塔河显得那么的封闭和落后，在他的心目中哈尔滨已经是他能想象的最大城市，更不用说北京了。

　　而眼前的这个笨重、臃肿的"铁疙瘩"却如同《2001太空漫游》中那个黑色石碑一样，带给他完全不同的震撼。带着对计算机的无限好奇，1990年他走出小镇，考入哈工大计算机本科专业学习。

　　1995年正在读硕的他到北京查找文献资料，机缘巧合在同学那里接触到1994年才全功能接入中国的互联网，顶着几K的"龟速"通宵网上冲浪之后，仿佛在斗室之间触摸全世界的王继龙觉得网络实在是太神奇了，于是下定决心要来网络资源更为方便的北京。之后，他主动放弃了哈工大直博的机会来到清华读博，并恰逢其时的参与了早期的CERNET建设和运行工作。

　　如今，除了各项学术、社会兼职，他正致力于在人类亲手开创的互联网这个第五疆域中泼墨挥毫，绘制一张连通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能够一一对应的坐标系。也许当这个"航海图"测绘成功之后，我们与互联网这个"平行宇宙"之间的镜像对接完毕，以位置为中心的互联网将会发生完全不同于今日、更为神奇的变化和可能。

　　大力促进APAN与产业界的互通有无

　　《中国教育网络》：首先祝贺你在7月25日亚太先进网络组织APAN（the Asia Pacific Advanced Network）第48次大会上当选新一届APAN主席，这也是继2008年吴建平院士之后，第二次由中国学者担任该职务，请你先为我们介绍一下APAN的基本情况。

　　王继龙：亚太先进网络组织APAN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教育科研网络学术组织，由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和科研网络组成，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学术网络的高速互连互通，以及先进网络技术和重大应用的合作发展，APAN每年两次的学术盛会也成为全球专家学者们相互交流、互通有无的重要平台，在增进学术交流、实现资源共享、促进跨国合作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华大学教授、CERNET网络中心主任吴建平院士在2008至2012年间担任APAN主席，他积极鼓励年轻人参与APAN的组织管理与学术活动，为推动APAN的持续成长和全球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教育网络》：时隔11年，新一届APAN主席再次由中国人担任，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背景和意义？

　　王继龙：总体上来说，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地位的提升和认可除了自身努力外，与国家整体实力的上升是密不可分的，11年前如此，11年后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具体可以分解为三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中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经济增速连续多年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与经济发展相伴生的，是我们国家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

　　第二，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一直以来我们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引导下始终将教育放到优先发展的位置上，在高等教育方面经过985、211工程的洗礼以及"双一流"建设的接力过程中，中国高校在世界一流大学之路上狂飙猛进，无论从各项世界排名以及科研成果都能看出，清华、北大等中国大学已经能与传统的亚太教育强国如日本、新加坡的高校一争长短，这在十几年前是无法想象的，而高等教育的发展直接为科研腾飞提供了人才、底气和温床。

　　第三，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应用服务持续发展，网络技术突飞猛进。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的时间仅有25年，比很多国家都要晚，但在"网络强国"战略的引导下，在全球最具权威的国际互联网技术开发和标准制定组织IETF中的中国声音越来越大，参与制定的RFC标准也已经破百，这也意味着中国互联网核心科技的话语权和分量越来越重。而就在8月下旬，由清华大学承办的国际网络通信领域的顶尖会议ACMSIGCOMM2019在北京举行，这也是该会议举办30多年来首次在中国大陆举行，而且还在阿帕网诞生50周年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已经充分说明了我们的感召力。

　　可以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互联网领域已经隐隐有领袖气质，再加上APAN组织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各会员国也希望来自中国的学者领导这个组织在新的时代和起点实现更好、更大、更积极的发展。

　　《中国教育网络》：担任主席后，你任期内有什么样的发展规划和举措？

　　王继龙：对于中国哲学来说，任何事物都处于机遇与挑战的对立统一中，对于APAN这个国际组织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因此我既有不小的压力，也有很大的信心。由于刚担任这个职务不久，暂时想到以下几点：

　　第一、加强APAN组织专职人员的力量。APAN目前的各项活动主要是依靠志愿者的力量，专职人员非常少，而志愿者的流动性意味着面对如此庞大的治理体系会有很大的局限。因此要加强专职团队力量，有了更专业的团队才能做更大的事，为之后的各项变革工作做好铺垫、积蓄力量。

　　第二、加强网络空间影响力和服务建设。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教育科研网络学术组织，在网络时代我们也同样面临转型问题，除了改革传统的线下活动，需要更多有"互联网style"的创新举措，向网络空间进军，组织在线的科技博览和学术大讲堂。

　　第三、加强APAN与产业界的交流与合作。现实中，由于着力方向和目的不同，学术界和产业界会有明确的界限甚至是明显的鸿沟，但生产力的革命性提升是可以通过学术界和产业界的良性互动和循环来实现的，所以需要通过一个机制来增强双方的互动，我们会成立机构专门承担相关工作。

　　第四、在思想和理念层面促进亚太地区各国加强网络管理和治理合作。虽然互联网强调开放互联，但在网络管理和治理方面基本还彼此孤立，几十年来不同管理域之间的协同方式进步很小，也就是从互发邮件到互发微信。我们希望，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加强APAN各国在互联网管理和治理方面的协同，这方面任何的进步都会极大提升整个互联网治理的效率。

　　互联网的实质是共识

　　《中国教育网络》：为什么会选择互联网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王继龙：应该说是诸多机缘巧合共同促成的，而这些巧合又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从小生活在黑龙江中俄边境一个小镇上，离黑龙江的首府哈尔滨1000多公里的路程，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哈尔滨就是这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国的首都北京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星辰。

　　我在相对落后和封闭的小镇读到高中，那时学校配备了两台笨重、臃肿的计算机，我在使用之后被震撼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有趣的机器。带着对这个"铁家伙"的无限好奇，我走出了小镇，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读计算机专业，后来又在哈工大读研，主要方向是并行计算。

　　《中国教育网络》：也就是说在你读博之前主要还是学习计算机的相关内容，还没有进行网络方面的研究。

　　王继龙：事实上，读研究生的时候学校也开设了网络方面的课程，但学的比较懵懂。

　　1995年的北京之行再次改变了我的人生。那时硕士研究生还没有毕业，要到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以及中科院查阅资料，去同学那里拜访赶巧他那里能上网，于是索性上了个通宵，虽然那时候网速很慢，但是那种"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斗室之间即可漫游寰宇，触摸世界的感觉太奇妙了，当时就暗下决心要来北京，离互联网更近一些，于是硕士毕业后放弃了哈工大直博的机会，考入清华拜在了吴建平老师的门下，主攻计算机网络，并有幸参与了CERNET早期工作。

APAN主席、清华大学教授王继龙

　　《中国教育网络》：作为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并且参与过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互联网国家工程CERNET建设的早期互联网研究者，这么多年来，你是如何理解互联网的？

　　王继龙：互联网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但相信很多人对它都有误解，互联网并不是完美的技术，它的实质是共识。

　　《中国教育网络》：既然是共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无法被垄断？

　　王继龙：要构建一个网络空间，计算机体系结构、操作系统、互联网体系结构都是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在中美贸易战中我们都能看到，芯片、安卓操作系统都因为美国的封杀带给我们切肤之痛，但在互联网方面却没有办法给我们"断网"，除了我们本身已经拥有互联网核心技术的底气外，更重要的在于互联网体系结构是由国际公共标准形成的"共识"，不存在由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公司就可以全部掌握进行垄断的可能。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完美的互联网体系结构，IPv4，IPv6都不完美，它们之所以能够大范围普及关键还是取得了全球共识。

　　从这个角度可以解释很多问题，比如IPv6在中国的普及，之所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很大程度上还是国家以及社会各界包括运营商并没有达成共识，而现在由于IPv4地址耗尽所带来的物联网和5G发展瓶颈使得上下达成共识了，那么其发展速度我们都看在眼里；比如IPV9，除了其本身的技术局限，其封闭的理念已经违背了互联网"共识"的实质以及开放、协作、共享的互联网精神。

　　《中国教育网络》：说到IPv6，你认为它与IPv4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王继龙：IPv6与IPv4有很多差别，但在我看来，最本质的区别就一个字：大。量变带来质变，IPv4是一个密集网络，IPv6是一个稀疏网络，从IPv4到IPv6有点像从地球到宇宙，在地球上适用的定律就开始失效了。例如扫描全球IPv4网络只需45分钟，但我们很难直接扫描IPv6网络，IPv6一个局域网的地址空间就能达到2的64次方，是现有全球互联网的40亿倍。因此在IPv6网络上，连黑客也在研制新的网络病毒，因为网络病毒在IPv6网络传播会很慢，就好像如果在东京一个人感染SARS病毒传播会很快（密集网络），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撒哈拉感染了SARS（稀疏网络），那么短时间内基本不用担心其传播效应。

　　可计算的世界以及互联网+人工智能

　　《中国教育网络》：作为中国首个全国性的互联网，CERNET在2019年也迎来了自己的25岁生日，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阿帕网诞生50周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25周年这样的历史起点上，我很想听听你这位中生代专家对于CERNET以及未来互联网的展望。

　　王继龙：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曾经说过一句话：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这对CERNET同样适用。

　　作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互联网，CERNET早已经不是简单地物理网络，而已经形成了集成互联网基础设施、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技术输出、产业发展、应用服务等在内的网络生态，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引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而这个创新引领的使命会一直贯穿CERNET的始终。

　　那么未来互联网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我的判断是，未来互联网将真正颠覆整个人类社会，我称其为网络智能。

　　《中国教育网络》：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吗？

　　王继龙：可以这么理解，这里我需要先普及一个分类。如果用数学来解释整个世界的话，我将当前称之为半计算的世界，在此之前称之为不可计算的世界，而大数据极大丰富以及物联网完全普及之后称之为可计算的世界，它的基础特征是通过物联网的泛在性，理论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数据化并且可执行。

　　以经济学中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为例，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要好，但从效率角度，计划经济应该更好，可以最大程度上解决市场盲目性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等问题，那为什么人类暂时还只能选择市场经济呢？就是因为在半计算以及不可计算的世界里，难以制订科学的计划，更难以将计划执行到位，市场信号无法随时数据化并及时分门别类传输到决策部门实现实时干预，但在可计算的世界里，这一切都不再是问题，类似于交通拥堵到时仅仅是一个流量分配的概念而已。

　　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未来最可怕的不是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的哈尔9000（人工智能），而是《终结者》中的"天网"（网络智能）。

　　《中国教育网络》：这种观点非常新颖，那么也请您介绍一下您当前的研究方向和相关成果。

　　王继龙：我最近在研究网络空间科学，或者再细一点就是网络空间测绘。

　　说到测绘大家都不陌生，我们每天都用地图，但网络空间还没有地图。我们都是网络空间的"上帝"，但我们忘记了定义网络空间的空间尺度和坐标系，是不是有些"失职"呢？

　　网络空间测绘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定义网络空间坐标系，画出网络空间世界地图。这只是开始，它将派生出一个网络空间科学的体系来，比如网络空间地理学，网络空间气象学、网络空间的物理学和化学、甚至网络空间艺术，网络空间已经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形式，传统的科学体系也一定会在网络空间映射出来。

　　另一个研究方向是位置网，这与我们国家的北斗卫星以及正在普及的IPv6是有直接关系的。

　　北斗和IPv6下一代互联网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科技领域，位置服务则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IPv6下一代互联网的重要结合点，进行位置服务体系结构创新，推动北斗和下一代互联网跨领域互动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位置网即以位置为中心的信息网络，是架构在互联网之上的逻辑覆盖网络，支持以网址为中心的网络空间信息资源向地理位置的映射和直接位置连接方式，支持开放位置运营服务模式，可望形成新的技术和产业方向。

　　这两个研究课题其实是相互关联的，网络空间测绘将建立网络空间坐标系和地图，位置网则帮助实现网络空间坐标系与传统地理坐标系之间的相互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