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家与民族处于危机之时，大学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卷入社会运动以理性唤醒大众与当局的良知，同时又能保证履行其培养民族脊梁的天职？

　　当社会进步的潮流奔涌向前，大学应该迎头赶上还是固步自封？

　　当大学的尊严与利益对立之时，作为校长又该如何取舍？

　　有一个人曾用具体的行动回答了这些抽象的价值观问题。他就是1963至1977年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金曼·布鲁斯特——唯一曾被《时代周刊》和《商业周刊》两大权威周刊作为封面人物的大学校长。

　　小金曼·布鲁斯特1919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18岁时进入耶鲁大学，大三期间因为其优越的家庭背景、“血统”和不凡成绩以及体育表现，被耶鲁大学著名的秘密社团“骷髅会”邀请加入。“骷髅会”会员多是社会名流子弟，鼓吹精英联盟统治社会，产生过包括塔夫脱、老布什和小布什三位总统和若干处于美国社会顶层的要人。进入该会几乎是进入社会顶层的快捷通道。但时任历史最悠久的校报《耶鲁日报》主席的小金曼·布鲁斯特拒绝了此邀请——他因此被当时的耶鲁大学学生、后来成为总统的骷髅会成员小布什称为“最不喜欢的校长”。担任校报主席期间，作为一个孤立主义者（主张不介入二战）他已经以抨击罗斯福而闻名。

　　但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夕，小金曼对美国参战的态度来了180度转弯并于毕业后加入海军。二战结束之后他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法律，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至1960年。随后他接受耶鲁大学的邀请荣任耶鲁大学教务长之要职，并于1963年接替病逝的前校长担任耶鲁大学校长。后来的美国总统小布什和总统候选人克里都是在他任校长期间就读耶鲁的。他接任校长之时正值美国古巴危机之后、越战前夕，紧张、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美国社会。此时的美国正酝酿着一场影响不亚于南北战争的几乎使整个国家陷入分裂的革命。这场革命由三股力量推动着：以争取不同种族权利平等的民权运动；以争取妇女解放的女权运动；和以反对越战为宗旨的反战运动。美国的精英大学一方面在思想上启蒙了这些声势浩大的运动，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要被卷入到运动的大潮中去。

　　权利平等的推动者

　　就在小金曼·布鲁斯特就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同一年，女权主义作家贝蒂·傅瑞丹出版了《女性的奥秘》一书，此书与1949年出版法国女哲学家波伏娃的《第二性》一同成为随即席卷整个西方社会的女权运动的最重要纲领。妇女们在受教育和就业上争取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以建立新的女性价值观很快成为社会激进知识分子的共识。而耶鲁大学的男学生也为推动这一进步而作出了贡献，他们一再地集体示威抗议。从1965年开始，学校在重重压力下，已经开始讨论男女合校的可能性，然而倾向于保守的校董会却一拖再拖，小金曼·布鲁斯特清楚地看到男女合校乃大势所趋，但深谙政治的他认为时机还未成熟，社会大环境和学生施加的压力似乎还不足以打破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均势，如果他强行招收女生以致学校领导层内部出现分裂则得不偿失。

　　到1968年的秋天，学生提议校方立刻举行一个“男女合校”的试验周——那就是，邀请500位来自各个女校的学生来耶鲁试读一星期。赞成男女合校的小金曼·布鲁斯特看准这个契机批准通过。这些自告奋勇的耶鲁男生自己住在临时搭成的帐篷中，却把自己那设备齐全的宿舍让出来给女生住。结果一周下来，这个试验得到了学生们普遍的支持，也为男女合校的想法吹响了胜利的号角。但受保守派校董控制的校方公布了一个折中方案：“四年后一定开始招收大学部的女生”。消息一出，学生们失望的声浪汹涌而来；1700名学生的签名抗议，矛头直指保守派。

　　小金曼·布鲁斯特见推动合校的时机已到，彻夜不眠地与教职人员策划，未与保守派控制的校董会商议便先斩后奏，决定于次年开始招收女生。《纽约时报》以《耶鲁如何选招第一届女生》为题高度评价了耶鲁校长的“临门一脚”，以及冒着和校董会决裂的风险果断摆平此事的大气魄。耶鲁大学的实践也为第二年哈佛和普林斯顿招收女生提供了样板。

　　和女权运动比起来，同时进行的民权运动更受小金曼·布鲁斯特关注。他一贯的平等意识使他积极接受黑人的主张，并深深钦佩马丁·路德·金领导和平示威的理智和信念。在耶鲁大学校内他不失时机地发表支持民权运动的言论。1964年6月15日，他授予尚在关押期间的马丁·路德·金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终生为此举而骄傲。此举引起有着“贵族传统”的保守校友会的强烈谴责，但他大声疾呼，唤醒所有耶鲁人的正义感，号召学子加入并推动社会进步的大潮，为徘徊中的耶鲁大学做出了抉择。

　　1969年，震惊美国的“黑豹党”事件爆发，耶鲁成了风暴中心。“黑豹党”是一个黑人激进民权组织，其中的一个成员在耶鲁大学所在的纽黑文市被杀。联邦调查局以查处疑犯为借口展开了对黑豹党的大规模逮捕。在随后的审判过程中，耶鲁大学的学生对政府的大规模抗议演变成了骚乱和流血事件。在危机关头，小金曼·布鲁斯特发表著名的声明支持学生，并“怀疑黑豹党成员能否受到公平的审判”。由于他空前的团结了学校的师生，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而大学得以在短时间内恢复了教学和生活秩序。

　　学校尊严的捍卫者

　　但在这个动荡的时代，耶鲁之船驶向何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舵手的驾驭才能有多高。金曼·布鲁斯特面临着更艰苦的挑战。旷日持久的越战和来势汹涌的反战浪潮让大学在社会运动和学术追求之间摇摆。

　　1965年，美国的名校伯克利已经成了“革命”的中心，不时发生学生骚乱；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学生已经开始罢课，欧洲的很多大学已经瘫痪。大学固然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小金曼·布鲁斯特同时也清楚地看到过分地卷入社会斗争的漩涡将让大学偏离自己的学术追求，所以他力求耶鲁大学的教学秩序得到最大限度的维护，积极与反战师生沟通，一方面保证他们持不同政见的权利，要以“最光荣的和平传统”抗议，另一方面雄辩地告诫过激的反战者“革命者最糟的行为莫过于把其他人都逼成了反革命者”。到1968年时，越战形势对于美国正不断恶化，小金曼·布鲁斯特成了一个坚定的反战者——同时仍以维护学校的秩序为最高要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断发表公开演讲，要学生和教授把“个人的反战”与学校的介入分开。他端出一套理论，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必须保持“机构中立”，不持任何政治立场。他鼓励学生与市民、工人的合作反战，但一切都以“不牺牲正常的教学秩序”为前提。这样，学生在个人反战的同时，学校却作为一个中立机构置身事外，得以谨小慎微地在动乱中勉强履行应有的职责。

　　1969年，美国联邦政府为控制时局，下令凡是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战者均不准领取奖学金的资助。当时包括哈佛以及普林斯顿等诸多名校都遵照政府的指示办事。唯独耶鲁大学在小金曼·布鲁斯特的领导下仍坚守学术独立的一贯作风，继续以申请者的成绩为考虑奖学金的唯一准则。小金曼·布鲁斯特并宣称：“耶鲁大学将继续保护持不同政见者——无论他们多么极端，直到沟通的渠道被建立为止……但决不牺牲基本原则，那就是不同政见的表达必须是非暴力、非强权的。”他还做出了一番日后被反复引用的感言：“最终公众将会知道：只有学校在拥有全部的自治权利、每个教师及学者皆有研究自由的条件下，整个社会才可能有完全的自由和平等；而这也正是耶鲁的真正精神所在。”为此，耶鲁大学失去了来自联邦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陷入困境，但写下了校史上光辉的一页。

　　智者和勇者

　　小金曼·布鲁斯特小心翼翼带领着耶鲁大学渡过了美国现代史上的动乱年代，使得这个名校既未陷入分裂，也未牺牲尊严，同时还推动了进步的大潮。离开耶鲁以后他被美国政府委任为驻英国特使，后于1986年就任牛津大学的“大学学院”院长。1988年病逝。当时的哈佛校长巴克在布鲁斯特葬礼上曾发言：“身为耶鲁校长，他赢得了我们所有当校长的人的尊敬。我敬佩他，尤其因为他很成功地提升了他的大学的学术品质；对于他在上世纪混乱的60年代后期能够领导耶鲁顺利地过关一事，我感到敬畏——可以说，那种领导作风和那种杰出表现是其他学校比不上的……”后来的耶鲁校长嘉马迪曾称赞他为“当年最伟大的校长，或许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因为他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勇气……”

　　正是他的智慧和勇气使得耶鲁大学在卷入社会运动的同时仍履行了象牙塔的天职，维护了自己的独立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