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时光飞逝，半个世纪过去了，望着书架上那些发黄的教材，不仅思绪联翩。我的一生与高等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高教社）有着不解之缘。50多年前，我和不少同龄人是高教社第一批教科书的忠实读者。我们是读着那批由高教社出版的、译自俄文的数学教材长大的，1962年开始，我担任"高等数学课程教材编审委员会"秘书，后又担任"工科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课指委）委员和主任委员，曾先后与高教社派出的联络员张理京、丁鹤龄、文小西、徐刚等同志愉快地合作共事，40多年来和高教社一起成长。在工作中我们是亲密的合作者；在写作上我也是不同时期热心的作者，我们一道经历了我国教学改革中那些风风火火的岁月，回顾50多年的历史，有两点感触很深。

　　（一）高教社是教育部领导我国高等学校进行课程建设和改革的得力助手。在我国教学改革起伏曲折的各个历史时期，高教社始终站在改革的前沿，推动着改革的发展，及时地通过教材的组织和出版固化了改革的成果。以我们了解的工科数学而论，1958年以前的建国初期，高教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前苏联的教材，及时地填补了解放后教材的空白，保证了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需要。1960-1966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出版了一批我国自编的优秀教材，仅就《高等数学》而言，就有樊映川、陈荩民，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以及著名数学家关肇直、赵访熊等所编的教材。1966-1976年"文革"时期，在极"左"思想的统治下，反映当时状况的一些被过分简单化了的《微积分》教材也不可避免地在高教社出版。仅管这些教材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但其中所包含的一些改革思想和内容，诸如深入浅出的提示数学概念的本质、增添有工程实际背景的应用实例以加强应用能力培养等，却是十分宝贵的，而且对以后的教学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77-1989年，我国教育重新走向恢复和发展的正确道路，高教社与恢复后又改名的课指委一起，迅速组织出版了一批适用的教材，如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第二版）、清华大学、原南京工学院等分别编写的《高等数学》以及一批"工程数学"教材，及时地解决了拨乱反正后所面临的教材有无问题。1990年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来，在教育部领导下，开始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思想的教育改革，大批的各具新意和特色的革新教材不断涌现。高教社组织出版了一大批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及时地固化了改革成果，引导了课程改革的方向。

　　回顾过去的50多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教社教材出版的历史就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历史的反映，如果说1995年以前高教社在教学改革方面还大多局限于支撑和配合课指委，那么"九五"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已从幕后走向前台，在教育部领导下，与课指委并肩战斗，高教社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不仅掌握了教材的需求，也了解了教改的动向。高教社通过教材、参考书、教学软件和音像课件的选题、约稿，实际上引导着改革的方向，固化着改革成果。近年来，高教社还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和人力，举办了各种革新教材和课件的讲习班、教学改革的研讨会，在宣传、推广改革成果，培训师资队伍，推动教学改革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愧于教育部的得力助手。

　　（二）严格把握教材质量关，为我国出版界树立了典范。我与高教社合作共事了40年，深感书稿难过高教社的质量关。以工科数学而论，主要教材和参考书都先由两个主审人初审后提交课指委会议匿名复审，宁缺勿乱。常常是在同类好几套书稿中，择优选出一套。记得有好几次课指委委员编的教材被淘汰，而不知名的作者所编书稿由于优秀而入选，有时甚至所有参选的同类教材全部落选，从而再次招标。即使落入计划的约稿教材，也必须通过审稿会无记名投票通过，否则继续修改。有的约稿教材经过两三稿修改后才获得通过，复审后通过的教材要求编者根据修改意见认真修改后再交主审人审查。对修改较多的书稿，还需经专家会议进行复审。审查通过的书稿由责任编辑仔细加工，书稿校样出来后还需要编者仔细阅读校样。我有几本书就是在沙滩的那个地下室招待所里完成校样阅读的。高教社多年来还是这样严把质量关，使她在全国读者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信赖。广大读者们公认，我国最高水平的大学教材出自高教社。高教社出版的教材，往往是使用单位和读者们首选的教材。作者们知道，在高教社出书不容易，但有了好的作品又都愿意投往高教社，因为大家感到教材能在高教社出版是自己很高的荣耀。

　　作为读者，我衷心地感谢高教社出版的教材哺育了我成长，我为曾有6套教材能在高教社出版而感到光荣和自豪；作为课指委的一员，我为能与高教社愉快地合作共事40年而无比欣慰。我衷心地祝愿高教社更加发展壮大，作为中国教育出版界的代表，让五星红旗在全球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