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冯先生的学问

　　现在人们动辄说什么学贯中外，其实真的要做到学贯中外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觉得，冯先生应该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几个学贯中外的学者之一。现在经常说西化和传统文化，但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西方文化有透彻的理解，并把这二者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在当代实在很少，冯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现在可以预见，以后很难再有这样的人出现。因为培养出这样的学术大师需要特定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的交会是千载难遇的，冯先生他们这代学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会的制高点上。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就主观方面而言，个人的才具和学养也十分重要，像冯先生那样才华横溢、学养深厚的学者也不大容易再出现了。这不是在有意捧他。因为放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他的成就并不是最高的。但在中国现代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而且是作为中国的学者，他必须要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然后到西方去学习，而且能够把西方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冯先生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满足这样的需要。我想来想去，觉得具备这种才华和学养的人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再出现。

　　对冯先生的著作，我读得不多，但偶有所读，就感慨良多。记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研究所的时候，有人就想做智囊，很多人也常以智囊自居。而所谓的“智囊”，按他们的理解就是给领导人出谋划策。我自己不大同意这种取向，做学问的怎么专门想着去给领导人出谋划策，我一直想不通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看到冯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说作为一个学问家，做学术研究是要做全民族的智囊。这点给我的启发很大，使我豁然开朗。后来我发现，比如我在美国研究美国问题，其实也是给我们民族做智囊：就是你研究外国，不管是研究美国也好，研究其他国家也好，你写了文章给中国读者看，不单是给领导看的，领导从来也没有时间看那么长的文章。中国专业内的读者看了，他们了解了外国的情况，再通过他们慢慢传播开来，进而普及到大众，这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研究的着眼点应该在民族和民众，而不能只是眼睛向上看，只盯着那几个领导人。这是我从冯先生著作里得到的一个很大的启发。

　　关于写文章方面，我们现在写文章，动辄搬一大堆资料，放满书桌，一会儿查这个，一会儿查那个，一会儿查原话的出处，然后做一大串的注释，好像只有这样做才显得自己博学和严谨。可我发现冯先生和其他很多老学者并不这样。他们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了，写文章是用自己的话去说。冯先生晚年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有一次我去他们家找钟璞时见到冯先生，我向他问候，他说他现在只能做“反刍”工作了，就是把过去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仔细嚼嚼，从中品出新的滋味来。他只靠“反刍”就写出七卷本的鸿篇巨制来。我当时听后心里一动，觉得假如从今天起我眼睛看不见了，还能“反刍”出什么东西来呢？我当时感到非常心虚。我知道就凭自己的这点学问，已经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完全消化了的，实在是单薄得很。如果不去查书、找资料，那就写不出很多东西来。而冯先生这样的老学者，能把很多知识和学问融会贯通，变成他自己的养料，装在自己肚子里，印在自己脑海里，随时都可以“反刍”出来，才是真学问。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人写东西，离不开一大堆资料和书籍，很少是自己吐出来的东西。这和冯先生靠“反刍”写著作确实不一样。

　　这其实跟前面说的学贯中外是一致的，就是把各种思想和知识都融会贯通在他自己的思想里。你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和他辩论，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你想和他站在同样的高度跟他辩论是非常困难的。现在，人们对冯先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觉得造成这种结果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对冯先生不理解，第二是对冯先生所处的环境不了解。他是处在很大的压力之下，而这种压力又是无端的和无形的。在当时的压力下，不少人被逼自杀了，例如翦伯赞等等。是不是要逼得每一个人都自杀才好呢，是不是自杀了才值得尊敬呢？冯先生苦撑残躯，含垢忍辱活下来了，他保全了性命，也留住了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