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清华近百年的校史上，有一位杰出的校长。他学贯中西，却又时常沉默不语；他倡导学术氛围自由、教授治校，使得清华迅速走出学校历史上第二轮校长更迭风波；他在抗战时期带领清华在危难中建业，主持西南联大领导工作，培养出一大批璀璨的学术大师；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在海峡彼岸再创清华原子科学研究院，把自己一生献给清华。他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这个名字始终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原因不仅因为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更因为他是奠定“清华校风”成效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来自梁启超演说中的引用之辞，而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梅氏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为学界所激赏和推崇。他一生身体力行，形成办学的特殊风格，“造就清华校史上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被认为是近代华人世界极重要的教育家。

　　学贯中西的真君子

　　梅贻琦，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2月29日出生于天津鼓楼西板桥胡同。1904年他成为南开中学开办后的第一期学生。1908年梅贻琦以第一名的成绩保送保定直隶高等学堂。

　　1909年，是清政府和华盛顿政府所达成关于“庚款留学”协议生效的第一年。由于国内的建校地点清华园正在大兴土木兴建校舍，故清政府专设的负责机构游美学务处在北京史家胡同选考一批学生直接送往美国学习。在1911年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前，三批共180人被直接送往美国。梅贻琦即为其中第一批47人中的一员，同期出国的还有著名的化学家张子高、著名生物学家秉志等。

　　1914年，梅贻琦毕业于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or Polytechnic Institute)电机系，获工学士学位。1915年，他回到清华学校任教，后任教务长，暂代校务，清华大学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

　　梅贻琦于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到职后多次阐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在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发展为一所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

　　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在他掌校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了长足发展。

　　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国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2年5月9日病逝于台北。

　　动荡清华的安定力量

　　1915年春，梅贻琦学成回国，先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半年，之后便受当时的清华校长周诒春聘请回归母校任教，自此梅贻琦与清华大学的联系，就再也没有断过。梅贻琦作为游美学务处选派的首批“甄别生”又回到清华工作，所以他在之后的岁月里经常说：“生斯长斯，吾爱吾庐”。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的“首席教授”，第二年春天，教务长张彭春辞职，梅贻琦在教授会的选举中在47张有效票中获得33票，成为清华改制后的第一任教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后来说：“那时清华教授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选中了他，我认为这是出于大家对他的人品的信任。”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接任清华校长，而因为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财务发生混乱，梅贻琦被派往美国接任留美监督。1930年，罗家伦去职，这个时期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在清华学生三拒校长的风潮之中，沉默寡言的梅贻琦被推到了清华校长这个风口浪尖的位置。而后彻底结束了校长长久不稳定的局面，开创了清华的“黄金时代”。

　　梅贻琦当校长的本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梅贻琦“寡言君子”的美名，大概就源于此。梅贻琦治校还有另外一条法宝，那就是“吾从众”，这就是为人们称道的教授评议会，梅贻琦虽然担任校长，但是并不大权独揽，只要教授提出有利于清华发展的建议，梅校长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也正是由于这种治校方法，使得学生们从刚开始的不信任慢慢变得开始接受这位沉默寡言的新校长，校园里的动荡得以平息。这种教授治校的思想为他独创，更被他发挥出了最大的效益。在他的这种努力下，“清华才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于名牌之列的大学。”1941年，清华在昆明庆祝建校三十周年，许多欧美著名大学都发来贺电，其中牛津大学发来的电文中有“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之语，这是对清华三十年历程的赞颂，更是对梅贻琦掌校十年的肯定。

　　1940年9月，在昆明清华师生为梅贻琦服务于母校25周年举行的一次公祝会上，有人赞美梅贻琦治校有方，他谦虚地回答说：“贻琦生长于斯，清华实犹吾庐。就是有一些成绩，也是各系主任领导有方。教授中爱看京戏的大概不少，你看戏里的王帽，他穿着龙袍，煞有介事地坐着；好像很威严，很有气派，其实，他是摆给人看的。真正唱戏的可不是他。”王帽自然是他的谦逊之词，但以清华事业为重，以清华教授、学生为重，却的确是他的—贯思想。

　　西南边陲的明珠

　　时至1937年，日军的挑衅越来越频繁，梅贻琦感到战事已近，果断地决定提前做好准备，停建规模浩大的文学院大楼和法学院大楼，转而将一些资产转向长沙，购买了一些地产。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平津沦陷，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刚刚安定下来不久，长沙再次吃紧，三校迁到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时的梅贻琦再也不似从前那样考虑良久才做出决定，而是果断坚定。在这一时期，一贯低调的梅贻琦说过这样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

　　联大之难，不仅在于国难当头，还在于联合中权衡各校的利益。清华、南开本来就关系融洽，但是要让一直以“最高学府”自诩的北大没有意见，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况且此时的清华由于有清华基金的支持，财力等各个方面远胜其它两校，要使清华人感到不吃亏，亦是一件难事。而梅贻琦却能在8年的时间内，使西南联大能够“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培养出了一大批后来世界闻名的学术大师，实属不易。傅任敢总结梅贻琦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关键与奥妙”是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曾有人征求北大、南开有影响力的教授们的意见，联大校政究竟是哪个校委主持?得到的答案—致是梅贻琦。再问：“其他两校的校长和教授们能放心吗”，回答是：“绝对信任”!这样的回答是对梅贻琦领导才能最为有力的肯定。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顺利完成。而后三校陆续北上复校，清华更是在梅贻琦的带领下，第一个开学，并迅速走上正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大学的理想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术自由。这三种思想使他带领清华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一所知名大学，并培养出一大批学贯中西的通才大师。

　　梅贻琦1931年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在就职演说中指出：“要清华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堕落”、“保持良好的校风”。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张就是成立校务委员会，由教授会选举委员会委员。校长、教务长、各学院院长、秘书长是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以后学校的主要工作都是在梅贻琦领导下，由校务委员会共同做出。这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被外界称为“教授治校”，在这种制度下，教授的力量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校长、教授、学生同心同力一起推动学校的发展。

　　梅贻琦同时十分重视师资和人才的引进，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仿照孟子所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所说出的名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就是在强调好的老师对于学校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在他的主张下，学校对教师的遴选颇为严格，每两年就要重新聘请，如果认为不适合教学工作的，就不再发给聘书。对真正有学问的大师，却是非常尊敬，共同治理校务，使教授们在自由的氛围中进行各自的研究。

　　至于通才教育，在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担纲、潘光旦执笔发表的《大学一解》中得到了完整的阐释，它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

　　《大学一解》中写道：“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接着又引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是指科目研究、格物致知等方面，而“通才教育”就是要在大学阶段给予学生全面的知识，使学生学习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达到“新民”的任务。包括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学生皆能融会贯通，这样的培养方式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这种思想是梅贻琦所独创的，不同于西方已有的各种观点，开启了中国当时教育思想的一个新潮流。他认为大学生的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老师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他提出了著名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

　　梅贻琦亦尤其重视体育的教育。在1930年暑期体校开学典礼上他说：“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之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的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后来体育教育成为了清华的一大传统，这与梅贻琦的思想也是分不开的。

　　最后，梅贻琦认为学术自由是一个大学的根本。在这一点上，他十分认同北大原校长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做法。他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在他的庇护下，这一时期的清华各种思想共同发展，亦成为革命新的中心地带，诞生了一大批国家的栋梁之才。

　　两岸的清华校长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围城开始，梅贻琦在处理了一些校务工作后，于21日乘南京派来的飞机离开了北平。梅贻琦离校那天，当时也在清华任教的吴泽霖教授在学校门口碰见梅，吴问梅是不是要走，梅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翌年6月初飞抵巴黎，代表国民党政府出席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科学会议，会后暂居伦敦，12月又飞抵纽约，一直居住到1955年。之后转往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

　　1956年10月，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第一届研究生入学，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后来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就是在这里获得硕士学位后才赴美留学。梅贻琦在世时始终不愿意将研究所改称为清华大学，因此那时台湾的清华始终只是一个研究所，他经常说：“真正的清华在北平。”他心里所记着的，始终是北平那座他魂牵梦绕的清华园。

　　梅贻琦逝世后，随着大陆局势的逐渐明朗，梅贻琦的夫人、子女及家人陆续返回中国大陆，回到了他们记忆中宁静的清华园。

　　结语

　　1962年梅贻琦先生在台湾溘然长逝。他的祭文写到：“先生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先生之行仪，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而学术则造乎夕阳文化之峰巅。”他的遗体就安葬在新竹清华校园内。对于这一决定，当时曾有人私下议论说：“如果每一位校长死后，都葬在校园内，那将来校园不就成了校长墓地了吗?”但这并末动摇治丧委员会的决定，他们说：“我们仍然将校园内一个山坡上的一片相思林地划作了校长的墓园，就是今天的梅园。我们认为以梅校长和清华的关系，不是任何一个学校校长和学校的关系所能比拟的。其他学校的校长，不可以校园作为墓园，但是梅校长可以，因为他和清华已经融成一体了。”在梅贻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冯友兰先生如是评价：“清华从史前期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经历了一步一步提高的历程。这个历程，就是中国学术独立自主的历程，这是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清华是一个典范。作为清华长期的领导人，梅先生将与清华共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