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在我印象中，语文课除了能读到一些优美诗词及文章外，剩下的就是整天归纳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之类的了，再不就是做三段式的“八股文”。语文教材编著者、命题者似乎忘记了中小学学生最需要掌握的是什么技能。如果说分析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是为了锻炼、培养学生的分析、归纳能力，那么这一任务完全可以由数学来承担，毕竟数字更形象更简洁。再有，课文文章挑选的标准应是语言是否优美、在表达上是否有特色等，至于思想性，虽然也重要，但如果过于强调它，就会使老师偏向于讲解文章背后的东西（而这本应是历史或政治课的任务）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任务，即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语文教学的扭曲反映在考试上，就是各种钻牛角尖捉弄人的试题充斥着试卷。在中国古代，正规考试的形式只有一项，那就是写文章。文章是思想的载体，光有思想而不能流畅而准确地表达，又如何进行交流？语文课如果不走出误区，长此下去，将影响下一代的本国语言的掌握，而这其中既有教材的原因，又有教师的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龚刚强

　　教师素质“提速”靠体制

　　学生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遇到孙维刚式的教师，社会上恐怕也没有人反对提高教师素质，但我们靠什么提高教师素质？不能只靠教师的事业心。

　　教师首先是职业，教师的素质只要能适应学校的要求就能使教师在这个行业里生存，因此，教师素质“提速”的动力在于学校工作的需要和教育体制的要求。

　　以小学教师的学历为例，15年前，寥寥无几的拥有大专文凭的教师大多是因自己好学而获得的文凭，因为学校只要求教师有中师学历（在农村小学，中师毕业的教师都不多）。这几年中师毕业的教师都在拼命地进行大专学习。现在，40岁以下的教师几乎都有大专文凭，因为学校要求教师具有大专文凭，否则不能申报中级职称，也不能正常涨工资。

　　学校用人标准的提高，自然带来教师素质的提高，教师“提速”是在体制变革的前提下进行的。我们不能把体制简单地理解为考试机制，实施素质教育不仅要改革考试制度，还应建立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评价制度，包括对各级教育部门的评价、对学校和校长的评价等等，教师的素质自然会随着体制的变革而提高。

　　■朝阳区黑庄户乡教委　王亚冬

　　当务之急要

　　提高教师素质

　　素质原本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特点。现在人们所谈论的素质，更多的是指后天培养的修养、能力。而人的素质（修养能力）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能体现出来，道德素质与智力素质、体育素质、美育素质、劳动素质本质上有相通性，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智育（或称为应试教育）也是素质教育的一种，应试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素质。有人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对立，原因是狭隘地将“素质”理解为道德素质。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不同角度的价值评判，逻辑上并非绝对排斥。要多考虑二者之间的协调，处理好了，可以互相促进。孙维刚老师的教学实践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理论上说，体制是关键，素质教育靠体制。体制决定高考乃至大学录取的标准、模式。高考就是指挥棒，它直接决定了中小学的教育模式。高考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社会上上下下全都盯着你的升学率。录取以考分为主要标准，那么分也就成了学生的命根。如果高考的内容、录取的标准与我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宗旨脱节，素质教育就很可能成为空谈。

　　但从现实角度看，在体制没有产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素质教育靠教师。

　　尽管人们已逐渐认识到“科教兴国”的战略意义，高等学校也在不断扩招，但就我们目前的国力而言，尚无法保证所有学生进入大学学习，也无法保障每位大学毕业生顺利就业，那么残酷的竞争就无法避免。而对高等教育的选拔、录取来说，相对公开、公正、公平的高考就是目前的最佳选择，尤其是对于无权无钱的“弱势群体”而言，高考之利远大于弊。所以在目前的教育体制背景下，教师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因素，素质教育靠教师。孙维刚老师的教学实践就是将德育、智育完美结合的典范。在素质教育中，师资队伍建设就显得格外重要。师资队伍建设不仅仅是量的充实，更重要的是质的提高；也不仅是在职教师的培训，还要高度重视师范院校录取标准及教学质量的提高。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师范院校作为“工作母机”的重要性，但还没有落实到实践中。目前师范院校的生源质量并不理想，生源不佳除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因素外，还可能受教师的劳动强度、社会地位、物质待遇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教师本身的素质不能提高，素质教育也将是一场空谈。

　　素质教育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实力、社会的文化氛围、国民的道德观念、就业的用人机制、人才的选拔标准等方方面面，不能仅仅局限于体制、教师的范围谈素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