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民办教师，却恰恰出现在50年代我国中小学全部为公办学校的时候。
■即使是在农民堆里，你也会很快发现谁是民办教师：他们很少袒胸露背，很少言语粗俗，甚至很少肆无忌惮地高声谈笑。
■许多外国朋友，对中国政府能够在2000年底基本实现“两基”表示怀疑。他们没有想到，中国有一个叫做民办教师的优秀群体。
■从1979年10月开始的“民转公”，使民办教师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谁是民办教师
在中国民办教师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民办教师的历史，我们或许会面对这样的尴尬：我们似乎很难向今天的孩子们解释，到底谁是民办教师。
记者曾问北京的中小学生们，有谁知道民办教师？得到的答案很让人失望。许多孩子想当然地认为，民办教师就是民办学校里的老师。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民办教师，却恰恰出现在50年代中小学全部为公办学校(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时候。而原本意义上的民办教师，也随着建国后民办(私立)学校的成功改造而消失了。至于近几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而出现的大量民办学校，那里的教师并没有被认为是民办教师。
还有许多孩子认为民办教师就是乡村教师，他们从电影、电视里得出了这一结论。不错，民办教师绝大部分任教于农村(含县镇)中小学，但在同一所乡村学校里，同样有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之分，他们最本质的差别在于是否具有城镇户口。从整体上来看，民办教师在学识水平、教学能力上和公办教师存在着差别，但同样是高中(或初中)毕业后到农村中小学任教，通过种种途径获得了城镇户口的便是公办教师，没有城镇户口的只能是民办教师。基于同样的原因，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城市中小学并没有过民办教师的出现。因此，有人用“农民教师”来形容他们：教书的农民，种田的教师。
但是在农村中小学里，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教师”，最多时他们有近100万之众，有的在教师的岗位上已经工作了近20年，但他们只能称作“代课教师”。因为按照有关规定，只有那些持有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发放的“民办教师任用证”，并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才有资格称为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似乎就是这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中国民办教师的历史却十分明确告诉世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并没有完全享受教师的待遇，却担负起了中华民族最神圣也最艰巨的农村教育的重担。
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智者
有人曾经这样来给民办教师画像：上课的铃声已经响过，从教室外匆匆走来一位中年男子，沾满泥土的裤管还不曾放下；只见他将锄头往讲台边一放，一个声音便从他的喉咙里蹦了出来???
“上课！”
我敢肯定这其中想象的成分极大。至少在我认识的民办教师中，尽管放学后或星期天，他们不得不在田间地头辛勤地劳作，但在课堂上，他们似乎比公办教师更在意自己的教师身份，也更会在衣饰上、言语上、行为上刻意表现自己温文尔雅的一面，以示自己与普通农民的差别。即使是在农民堆里，你也会很快发现谁是民办教师：他们很少袒胸露背，很少言语粗俗，甚至很少肆无忌惮地高声谈笑。
我的小学老师杨怀远就是这样一位“爱面子”的民办教师，也是我们那儿公认的大才子。我们家附近好几个村的男孩女孩的名字，几乎都是杨老师给起的。杨老师会吹口琴和竹笛，一年级他教我们唱《我爱北京天安门》时，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才知道原来口琴也会唱歌。杨老师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常常是我们还没有下课，教室外面就有人从大老远的地方来，请他给写对联(我的家乡有送对联祝贺结婚、乔迁等的风俗)。和别人家不同的是，在杨老师的卧室里，有一个小小的书橱，里面有《儿童文学》等杂志。杨老师还喜欢写作，有一次他在市里的一个报纸上发表了一首诗，得了五块钱的稿费，在我们十里八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记得父亲曾教育我要好好学习，“你看人家杨老师，写1个字要值6分钱！”
后来我才知道，几乎每一个民办教师都像杨老师一样，被当地人认为是诸葛孔明的化身。特别是在文革期间，由于高考制度的取消，许多农民子弟上完高中后便当了小学教师，客观上使民办教师实际上成为当时农村精英人才的集散地，民办教师也几乎承担了当时全部的农村小学教育。最近我在翻阅有关资料时才发现，如今活跃在各行各业、50岁上下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中，很多都曾当过民办教师。
也因此，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民办教师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富有智慧的群体之一。最近在采访时不时听到一些对民办教师的偏见，诸如“招了一批，转了一批，剩下的素质太差了”等等，我都会感到十分的愤怒。因为即便是现存的民办教师，他们也是经过了许多次的筛选才留下来的。也许他们连普通话都说不准，也许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更谈不上会使用微机，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们不仅自己保持着对精神生活的向往，还在培养着我们下一代对科学文化知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还要对民办教师苛求些什么呢？
他们的选择应该没有错
1974年，20岁的陈之清从部队退伍回乡时，曾经像今天的归国留学生一样抢手，当时像他那样既年轻又有文化的中共党员，在农村还是很少很少的。公社领导想把他留在社里，或者让他到大队当党支部书记，但他却坚持要到离家四、五里地的小学当民办教师。当时很多人不太理解，他的父亲倒是很支持，“当老师不错，朝朝代代都离不开老师。”
去年底记者见到陈老师时，45岁的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由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开始时每一次县中师在民办教师中招生，他都要去碰碰运气，但每一次都令他很失望。后来，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转正”(转为公办教师)上。只要一天没“转正”，陈老师的心就一天放不下，他很担心自己会被辞退了。可能正是为了实现“公办教师”的梦想，陈老师工作一直很努力，他的教学成绩也常常排在全乡前两名。陈老师所在的学校是完全小学，由于学校公办教师越来越多，近几年他只在一、二年级循环任教。陈老师告诉记者，他一直想去一趟北京，也好在教《我爱北京天安门》时告诉学生天安门是怎么回事。
陈老师还一直为自己的住房发愁。他现在的土坯房还是70年代初盖的，遇上天阴下雨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而在陈老师同时甚至比他还晚回来的退伍兵中，有的当了乡村级干部，有的当了乡镇企业的厂长，生活早已脱贫奔 康了。记者问他是否后悔选择了当民办教师，他勉强笑了笑没有回答。陈老师的弟弟却抱怨他有点迂，他告诉记者，如果哥哥当时当了村支书，不光自己不是现在的模样，连他也可能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不比当民办教师好？”
在记者接触到的民办教师里，类似陈老师这样的很多很多。他们一边为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而拼命地工作，一边还要忍受着工资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拖欠。我有的时候甚至会想，工作如此辛苦还拿不到钱，他们为什么不去另寻一份工作，哪儿挣不到这一两百块钱呢？但现实却告诉我，民办教师大都是那种“认死理”的人，或许正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某种理想，他们才选择了教师这一职业。
记者认识的许多外国朋友，对中国政府能够在2000年底基本实现“两基”表示怀疑。他们不相信，中国政府能够用占世界0.78%的基础教育经费，完成占世界19.81%的适龄儿童的九年义务教育(数据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年的一项调查)。我想，他们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他们没有想到，中国有那么一个叫做民办教师的优秀群体。
他们的选择有什么错？
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
民办教师是在我国国家办学力量严重不足和私人办学不被提倡的特殊情况下产生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如何妥善地解决好民办教师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广大关心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人们密切关注的话题。
值得高兴的是，民办教师问题一直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79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全国136个边境县的8万余名中小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揭开了党和政府妥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序幕。这也给广大的民办教师带来了福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90年，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级人民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通过整顿教师队伍、中师招收民办教师、“民转公”等形式，使民办教师从1977年的491万人减少到1990年的280万人，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1992年8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人事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著名的“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
1994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争取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解决民办教师问题从此有了历史性的转折。
1997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提出要在加强管理、提高素质、改善待遇的同时，全面贯彻“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逐年减少民办教师数量，确保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目标的实现。《通知》还确定了随后几年的分年度目标，即“1997年民办教师占全国中小学教师的比例要从1996年的17%减少到12%，1998年比例减少到7%，1999年比例减少到3%，2000年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结束公办教师、民办教师并存的历史。”
据不完全统计，1991?1997年，全国中等师范学校共从民办教师中招生约25万人。70年代和80年代，国家共下达约25万个“民转公”指标。1991?1992年，国家下达的“民转公”指标约13万个。“九五”期间，国家共下达的“民转公”指标近80万个。另外，地方政府还调剂了10多万个配套指标。对于被“辞”和“退”的民办教师，地方政府都尽可能地进行了妥善安置。
不应该有的不和谐音
随着新世纪的日渐临近，民办教师问题也显得越来越突出。毕竟，并不是每一位民办教师都能够幸运地“转公”，还有相当一部分民办教师要面对着“辞”和“退”的命运。应该说，对于国家的宏观决策，大多数的民办教师是识大局的。但有些事情却有点太令他们寒心。
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有关各地辞退民办教师的报道频频见诸各新闻媒体，至于为什么辞退，却说法不一。华中师大学生2000年暑期调查时发现，某地镇政府规定，下学期民办教师一律辞退，而该省开始实行中央的“民转公”政策还不到一年，据说是出于省财政上的考虑。再如某县1999年底就开始大面积地清退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县领导说得很直白，辞退民办教师就是为了给县乡两级党政机构改革“腾位子”。更为荒唐的是，某市为了解决教师工资的拖欠问题，没有在保证教育经费投入上下功夫，却打起了“减人增效”的主意，民办教师更是首当其冲。于是，该地农村中小学一个班有近100名学生的比比皆是。还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解决民办教师的条件，但还是如期解决了，只不过民办教师戴上了“代课教师”的头衔。我常常想，这些个别地方的个别行为，是否违背了党和政府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初衷呢？
即使是那些有幸被“转”和“招”了的民办教师，许多人也感受到了很多的不愉快。如某贫困县的人均年收入只有600元，“转公”的民办教师却必须交10000元上所谓的“上岗培训班”(他们都上了多少年岗了？)。民办教师的工资本来就很低，但某地考上了中师的民办教师，接到的是这样的录取通知书：“入学时请带培养费4600元，公寓用品300元，住宿费1000元，学习用品费400元，……共计6420元。”还有许多地方规定，工作和生活在农村的民办教师“转公”时，却要交数千元的国家早已明令取消了的“城市增容费”！
从理论上讲，结束农村中小学中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并存的历史，《教师法》中规定的“教师要同工同酬”就可以不折不扣地实现了。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即使民办教师的问题解决了，代课教师的问题却又凸现了出来，他们的生活待遇连民办教师还不如。近几年屡屡发生的个别代课教师对学生的不负责任甚至是违法犯罪的现象，曾引起了社会对代课教师素质的忧虑。但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代课教师的苦衷有谁清楚呢？
小平同志曾说，“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小平同志还说，“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些话今天听起来，依然发人深省。
但愿中国民办教师的历史不再重演。
后记：在本文里，记者有意回避了历史曾给民办教师带来的种种不幸，也没有去讲述那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甚至连文中的人物都用了化名。我只是想真实地记录下我印象里民办教师普通的、也容易被忽视的一面。
在民办教师即将告别历史舞台的时候，我只想说，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国的“两基”才得以如期实现，我国的总体人口素质才得以明显提高，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才会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在新的世纪，最应该得到祝福的是他们???中国民办教师。（储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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