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听力障碍的儿童来说,早期干预(早发现、早配戴助听器、早训练)是听觉言语康复的事半功倍的有效措施,为国内外持科学态度的人们所公认。尤其是对于先天迟发性的聋儿。
智力发展的第一高峰期是在幼儿阶段。在这时期里,儿童的各个器官发展最快,特别是大脑发育最明显。据科学家们统计,人生获得的概念,大约有95%是5岁前形成的,而言语是大脑功能成熟的产物,因此,5岁正是人生学习语言的关键期。而日常生活又是幼儿语言习得的基本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如果成人注意有意识地发展儿童的语言,他们的语言就会得到迅速的发展。反之,他们的语言发展就会迟缓。尽管聋幼儿的听力有障碍,但他们的生理发育还是要遵循这一共同规律的。当然,早期干预的对象,并不只是语前聋的幼儿,也应包括语后聋的人,即在听力发生障碍后,及早诊断听力损失的程度,选配合适的助听器,让他不失时机地监听、调节自己的语声,巩固和发展已有的语言。
对于幼儿来说,所有的词语都不是讲一讲,或者结合观察去听一下就能掌握的,而要在反复出现这些词语,多次地运用之后才能真正地理解词义,做到正确使用。也就是说,经验和认知是儿童获得语言的基础。聋儿也不例外。因此,聋儿的康复训练不应片面追求“学说话”,追求发音的清晰度,而应从提高聋儿的整体素质着眼。有人质疑:理论上“早期干预”相当重要,但实际上能给聋儿带来什么“好处”?我们先后在九七年和九八年对24名经过学前康复训练和24名没有经过学前训练的聋儿进行了测验,测验的项目包括:1、听的注意与听的辨别;2、模仿发音(唇读);3、认读词语;4、动作模仿;5、形象思维;6、抽象思维。测验后两组结果对照如下:
部分聋儿测试结果对照(测试日期:1997.6)
A 组
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耳聋程度 |
学前补偿及训练 |
测试成绩 |
备注 |
何镇强 |
男 |
1988.4 |
中重度 |
无 |
72 |
|
黄健龙 |
男 |
1988.8 |
重度 |
无 |
88 |
|
钟智辉 |
男 |
1986.11 |
极重 |
无 |
44 |
|
陈永波 |
男 |
1987.10 |
中重度 |
无 |
70 |
|
张天明 |
男 |
1988.6 |
重度 |
无 |
71 |
|
骆丽芳 |
女 |
1989.7 |
重度 |
无 |
73 |
|
方学英 |
女 |
1986.3 |
重度 |
无 |
71 |
|
黄宝琪 |
女 |
1989.7 |
重度 |
无 |
66 |
|
陈家强 |
男 |
1989.7 |
重度 |
无 |
65 |
|
平均年龄: 8.8岁 平均成绩:68.9
B 组
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耳聋程度 |
学前补偿及训练 |
测试成绩 |
备注 |
张耀东 |
男 |
1990.3 |
重度 |
戴机训练二年 |
92 |
|
李永维 |
男 |
1990.1 |
重度 |
戴机训练二年 |
96 |
|
黎柏成 |
男 |
1990.1 |
重度 |
戴机训练二年 |
95 |
|
刘 宇 |
男 |
1989.12 |
重度 |
戴机训练三年 |
87 |
|
莫宇聪 |
男 |
1990.9 |
中重度 |
戴机训练二年 |
90 |
|
敖 珊 |
女 |
1990.1 |
重度 |
戴机训练三年 |
92 |
|
姚依蕾 |
女 |
1989.3 |
重度 |
戴机训练四年 |
86 |
|
钟燕冰 |
女 |
1989.3 |
严度 |
戴机训练二年 |
90 |
|
苏俊铭 |
男 |
1990.4 |
重度 |
戴机训练三年 |
81 |
|
平均年龄: 7.5岁 平均成绩:89.9
A 组的九名聋儿未接受过学前康复训练;B组的九名聋儿接受过两年以上的学前康复训练。而B组的平均年龄比A组小1.3岁,平均成绩却比A组高21分。
部分聋儿测试结果对照(测试日期: 1998.6)
A 组
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耳聋程度 |
学前补偿及训练 |
测试成绩 |
备注 |
蒙伟健 |
男 |
1990.9 |
中重度 |
戴机训练二年 |
78 |
|
黄嘉渲 |
女 |
1990.3 |
重度 |
戴机训练三年 |
94 |
|
黄河龙 |
男 |
1991.7 |
重度 |
戴机训练三年 |
96 |
|
李明浩 |
男 |
1990.12 |
极重度 |
戴机训练二年 |
94 |
|
刘永明 |
男 |
1990.11 |
极重度 |
戴机训练二年 |
96 |
|
李竹君 |
女 |
1990.6 |
重度 |
戴机训练三年 |
94 |
遗传 |
邓铭杰 |
男 |
1990.12 |
极重度 |
戴机训练二年 |
98 |
|
彭泽龄 |
男 |
1991.3 |
极重度 |
戴机训练三年 |
94 |
|
唐娟 |
女 |
1990.7 |
极重度 |
戴机训练三年 |
92 |
|
郭佩雯 |
女 |
1991.3 |
极重度 |
戴机训练三年 |
96 |
|
李雪娇 |
女 |
1991.3 |
中重度 |
戴机训练三年 |
98 |
|
张铭毅 |
男 |
1991.6 |
极重度 |
戴机训练四年 |
96 |
|
曾钟凭 |
男 |
1991.4 |
重度 |
戴机训练二年 |
84 |
|
袁镇杨 |
男 |
1991.9 |
极重度 |
戴机训练四年 |
98 |
|
黄嘉琳 |
女 |
1990.6 |
极重度 |
戴机训练三年 |
98 |
|
平均年龄: 7.3岁 平均成绩:93.7
B 组
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耳聋程度 |
学前补偿及训练 |
测试成绩 |
备注 |
梁豪磊 |
男 |
1991.7 |
重度 |
无 |
86 |
省康 2个月 |
罗虹 |
女 |
1987.12 |
重度 |
无 |
94 |
普小随班就读 |
罗思杰 |
男 |
1992.2 |
极重 |
无 |
68 |
省康 2个月 |
邓彩萍 |
女 |
1983.12 |
极重 |
无 |
72 |
普小三年 |
阮善敏 |
女 |
1990.3 |
重度 |
无 |
66 |
普小学前 |
黄晓兰 |
女 |
1991.5 |
极重 |
无 |
68 |
普小学前 |
司徒美欣 |
女 |
1991.6 |
重度 |
无 |
78 |
|
龙杰豪 |
男 |
1991.10 |
极重 |
无 |
68 |
|
邓丽妍 |
女 |
1990.7 |
极重 |
无 |
84 |
|
魏文健 |
男 |
1990.8 |
极重 |
无 |
49 |
|
陈嘉荣 |
男 |
1991.5 |
极重 |
无 |
66 |
|
陈嘉琦 |
女 |
1986.11 |
极重 |
无 |
72 |
|
邱静恒 |
女 |
1986.1 |
极重 |
无 |
55 |
|
李宝芬 |
女 |
1990.4 |
重度 |
无 |
69 |
群体意识弱 |
陈卓谦 |
男 |
1991.5 |
重度 |
无 |
80 |
|
平均年龄: 8.3岁 平均成绩:67.2
A 组的15名聋儿均经过两年以上的学前康复训练;B组的15名聋儿都未接受过学前康复训练。B组的平均年龄比A组大1周岁,而平均成绩却比A组低26.5分。
以上测试结果的对照表明,早期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能促进聋儿的听觉和语言的发展,而且对提高聋儿的整体素质有相当的作用。当然 ,这只是良好的开端,并不意味这些聋童已经达到最终的康复目标。因为只有当聋儿能够比较自由地运用语言与他人交往,具备在主流社会中与健听人竞争的能力,才算得上康复成功。如北京的梁小昆,南京的周婷婷,广州的隋宇衡等。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以后,我国残疾人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的指导和推动下,聋儿康复的早期干预在各省市越来越普遍。然而,“早期干预”只是康复成功的起点,并不是康复成功的保证。有的人以为发现小孩听力有问题,及早为他配戴上助听器就等于早期干预;有的家长也知道聋儿康复不能没有训练,但又过分依赖教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康复班”上。这些家长不惜在聋孩子的身上花费金钱和物质,却不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对别人的聋儿学会说话羡慕不已,却不了解别人为此而付出的艰辛。我们曾经向 21名聋儿的家长发出问卷,了解家庭辅导的情况,反馈的信息实在使人忧虑;多数家长对聋儿的辅导持消极应付的态度。这正是聋儿虽得到早期干预,但不能康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21 名聋童家庭辅导和生活情况问卷统计
问题 |
内容 |
人数 |
家长每天
辅导时间 |
15 分钟 |
11 |
半小时 |
5 |
一小时 |
5 |
两小时 |
0 |
家庭辅导
内容 |
只复习当天老师所教的内容 |
17 |
除复习外适当增加内容 |
4 |
聋孩接受
辅导的态度 |
乐意 |
18 |
不乐意 |
2 |
态度不稳定 |
1 |
聋孩在家里
戴助听器的时间 |
不戴 |
14 |
只在辅导时戴 |
7 |
除洗澡和睡觉其他时间都戴 |
0 |
聋孩取闹
时家长的处理方式 |
打和骂 |
3 |
用手势比画作引迁 |
13 |
迁就 |
2 |
以上方式综合运用 |
3 |
不管 |
0 |
聋孩的
假日活动 |
家长经常携带聋儿户外活动 |
7 |
偶尔携带聋儿户外活动 |
14 |
任其自由活动 |
|
聋儿进入康复班接受有目的、有计划的训练是必要的。因为教师毕竟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掌握比较科学的训练方法。而且康复班这个集体也是塑造性格的重要环境。在教师的引导下,集体的意见和要求,制约着聋幼儿对待周围事物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同时,集体生活也能改变聋幼儿已形成的某些不良的性格特征,使性格趋于完善,使听觉语言能力不断提高。但是,不管怎样说,家长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康复成功的聋儿,必有一个高素质的家长。因为,家庭这所学校和父母这任教师是客观存在,不能回避的;家庭不是一所好学校就是一所坏学校;父母不是两位好老师就是不负责任的教师或坏教师。有一位语言学家指出:儿童语言获得以习得的方式为主,罕用学得的方式。他的“教师”是不具备语言学和教育学知识的父母,使用的“教材”是即景的交谈话语,“教具”多是交谈现象的实物,“教学方法”也是无意识的,十分朴素和原始的。德国被誉为“幼儿园之父”的福录培尔曾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操纵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掌握在母亲手中。”那么,我们聋儿的成功又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当然也是掌握在家长的手中!家长都爱自己的孩子,但要聋孩子康复成功,单凭爱心是不够的,还需要无微不至的关心,需要锲而不舍的决心和恒心。周婷婷的奶奶为了迫使三岁的聋孙女说出人生的第一个词语,拿着饼干与孙女僵持了40多分钟;梁小昆的妈妈为了让小昆看清说话的口型,上班不坐公共汽车,不骑自行车,无论春夏秋冬,都推着一辆小孩车,让他面对自己坐,一路上跟小昆说话,数年如一日;隋宇衡的父母为了让几乎全聋的女儿能在普通学校读下去,业余时间刻苦钻研“唇读”技能,坚持家庭辅导,家里六年没打开过电视机,并自动放弃了几次出国参观的机会。这些家长,把自己的前途截了下来,为自己的聋孩子的成功铺路。这样的事例,把他们收集起来,无须任何文饰,也足以让人感慨不已。
聋儿康复需要教师,但家长的作用同等重要;早期干预是康复的良好开端,但不是康复成功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儿童语言的发展》李宇明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 、《幼儿语言教学法》祝士媛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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