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1年多过去，13岁的女生小曼（化名）依然常常从噩梦中惊醒。201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小曼被同校的几名女生拳打、脚踢、扇耳光，还被点燃的烟头烫伤了手臂和面部，头发也被抓掉了一大片……

　　类似的校园暴力事件，近年来频频被曝出。在校园暴力事件中，女生施暴行为增多、初中生比例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新特点。

　　8月15日，共青团陕西省委邀请律师、法官、专家和公益界人士，共同聚焦校园暴力现象，围绕这一话题展开分析探讨、提供对策思路。

　　女生施暴多采用侮辱方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2013年到2015年，我国各级法院审结的100件校园暴力案件中：针对人身伤害的暴力已经占到88%之上，实际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严重后果的高达67%。

　　“新近发生的多起校园暴力事件正趋向‘规模化’。”对在媒体上搜集到的51个校园暴力典型案例进行梳理后，西北政法大学教育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管华发现，有多人参与的校园暴力事件多达37例，且均为多个孩子殴打一个孩子。

　　施暴形式也更加多样化，使用刀具、棍棒和其他工具的，有十几例；超越限度的侮辱，如辱骂、下跪、食秽物、现场拍照、拍视频上传网络的，有20多例。致人死亡、重伤的占约30%，更多的则是使受暴者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不敢见人、神情恍惚、恐惧上学。

　　这些校园暴力事件往往发生在放学后，刚刚放学时发生率最高，其次是上课前后。在寄宿制学校，则多发于晚上。事发地点主要在宿舍、厕所，因为这两个地方没法安装摄像头，除此之外多发于校门口。

　　令人意外的是，女生施暴行为占到一半，多采取侮辱方式，对受暴者造成心理上的严重伤害。

　　“相较小学、高中而言，初中生校园暴力最为严重，占64%。”管华表示，发生在初中阶段的校园暴力常以“团伙暴力”为特点，往往是打群架、多对一。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100件校园暴力刑事案件的统计报告：从涉案阶段看，小学生占2.52%，初中生占33.96%，高中生占22.64%。由于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只对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初中生的校园暴力实际发生率并不能得到全面反映。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中，100起案件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中：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55人，占34.59%；已满十六周日岁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104人，占65.41%。

　　只有动刀动棍、严重攻击才是校园暴力？

　　在我国，什么是“校园暴力”，至今没有明确界定。

　　很多人认为，校园里的语言侮辱或同学间的外号、口头禅，只是玩笑，不算暴力，只有动了刀子、棍子，有严重的攻击行为才是真正的暴力。老师对学生语言上的不妥当，也会被认为只是出于教育目的，而非暴力。

　　对更广泛的公众来说，校园暴力似乎只是那些“发生在学生中，以欺凌为主要目的的肢体暴力和侮辱行为”。只有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后果，才可能引起相应的重视。

　　即使如此，这样的校园暴力在现实中往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专家认为，社会经验不足、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方法，使未成年人在遭遇暴力欺凌时，往往胆小怕事、不知所措。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主动或在第一时间将情况告诉学校或父母，“这使大多数的侵害行为被遮蔽，也使其发生往往具有长期性”。

　　同时，处理校园暴力事件中，学校普遍的失当做法也给未成年人传达了错误信息：只要没被媒体报道出来，或没有家长追责，学校就会“能压则压”“能盖就盖”，态度消极。

　　通常，暴力行为轻则由班主任老师教育批评，重则由学校教导处给予纪律处分，不到万不得已，学校很少会选择报警求助。否则，事情“闹大”，会影响学校的声誉和学校领导的仕途。

　　发生在某职业院校的一起刑事案件，令当天参加讨论的一位法官记忆犹新：5名女生在放学后，用酒瓶、烟头等工具，对同校的另一名女生进行殴打、侮辱，手段极其残忍。一审法院依法判处了5名施暴者实刑，但5人的家长托关系、找熟人到二审法院，要求改判缓刑。

　　“这些家长还未意识到，自己孩子的行为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家长的行为将传递给孩子错误信息，“我犯任何事，都可能在家长协调下不受制裁”。

　　相关立法仍存空白

　　“校园暴力，就只是学生间打打闹闹的小型纠纷。”在西安市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徐征看来，公众的这一普遍认知，已造成此类案件与法律间的关系疏离。

　　2011年至今的5年里，西安市法律援助机构共接待涉及校园暴力的法律咨询2580人次，受理并办结的却仅为200件左右，占7%。

　　“咨询的多，申请的少。”很多人认为，校园暴力只是孩子间的打闹，加之事情发生在同学间，对采取法律途径处理也有顾虑，所以大都会选择调解解决。

　　事实上，我国校园暴力立法也存在“空白”。陕西省律协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江涛表示，在特别法立法领域，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庭暴力法都旨在解决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施加暴力的问题，而对未成年人之间实施的暴力、侮辱行为，均没有涉及。

　　在一般法立法领域，“对暴力侵害、妨害自由等行为的法律惩戒标准过高”。比如，只有造成人体轻伤、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4小时以上，才分别构成刑法上的故意伤害罪和非法拘禁罪。而对于污辱、诽谤，必须造成严重后果才能构罪，且该罪属于“自诉”范围，必须要当事人自行搜集证据、自行去法院起诉。

　　校园欺凌上升到刑法的，少之又少，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时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减轻处罚；不满十四周岁的，不予处罚，但应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重’对未成年加害人的保护，‘轻’对未成年受害人的保护”，使现行法律对校园暴力的惩戒缺乏双向保护的平衡，也很难对施暴行为起到震慑作用。

　　“我国现行法律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使其在犯罪后常受不到有效处罚，这也导致校园霸凌行为的屡屡发生。”陕西理工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杨川林认为，在校园暴力防治方面，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

　　“针对校园霸凌行为，英美两国都具备较为健全的法律体系。”以英国为例，有两部主要立法，“恶意通讯法”和“平等法”。美国则有5部法律，涉及中小学校园霸凌行为：“民权法案”“教育修正案”“康复法案”“年龄歧视法案”及“残障人士法案”。

　　这些立法中，对校园暴力行为与其他行为有着严格的区分和界定。

　　在英、美两国，通常以下两大类行为并不被视为校园霸凌。一是刑事犯罪行为。以下4种行为不列为霸凌行为，而属于刑事犯罪，它们是“用武器和其他物品严重攻击别人”“明显的偷盗行为”、“伤害身体或者杀害”“性侵害”。

　　其次，是次霸凌行为。次霸凌行为，是指在激烈游戏和相互戏谑中受伤，不过这些行为并没导致伤害，“它们并不属于校园暴力范畴”。

　　美国的校园暴力范畴，被列入的法律主体有4个：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工作人员、家长、校外机构，美国非常重视“家长”和“校外机构”在校园暴力发生后的法律责任。

　　早在1999年，英国就规定：家长在校园暴力发生后也负有连带责任。实施霸凌行为的学生遭停学处分时，家长也是责任主体，需要配合学校和有关当局来治理未成年人的行为。法院发布的“教养令”包括个两方面：一、家长要负责对学生的课程辅导；二、家长要配合学校改善学生的行为。

　　另外，美国规定，在学生出现违法、反社会，甚至任何具有威胁性、挑畔性和破坏性的行为时，法院也可以对家长发出“教养令”。这样的举措，将家长有效带入校园暴力的治理范围，也减缓了有关机构的压力。

　　此外，英美两国均十分重视校外机构的参与。“政府是一个有限的政府，不可能大包大揽，很多事情需要通过专业机构完成。”——如果学生因为霸凌行为被停学，或是面临退学处分，除了给予学校的辅导，政府也会通过校外机构依法提供替代性教育服务。

　　防范校园暴力带来“二次伤害”

　　直面校园暴力，寻求解决途径，成为必须面对、迫在眉睫的问题。今年4月28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下发通知，对校园欺凌开展专项治理。这意味着，校园暴力问题已引起重视，将其治理纳入国家治理层面。

　　在专家们看来，一个多方联合，社会参与，协调互动，贯穿事前、事中、事后各个环节的综合治理平台的建立势在必行。

　　“‘三级预防’体系亟须构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褚宸舸表示。“一级预防”针对全体学生，加大教育力度，帮助其建立底线意识、安全意识和面对暴力时的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学校建立畅通渠道，制定应急预案，定期排查潜在的校园暴力诱因，为学生提供随时可触及、随时可获得、随时可信任的帮助，消除被欺凌者的心理恐惧，治校园暴力于“未病”。

　　“二级预防”：在已出现问题的情况下，对施暴者及时制止、训诫，对受害者及时救助、辅导。

　　“三级预防”，杜绝可能会持续或反复发生的校园暴力，或因媒体报道带来的二次伤害。

　　这其中，“判后教育”尤其值得关注。目前，我国校园暴力事件发生后，施暴者除了进少管所，就是被判缓刑回家。实际上，出现问题的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多有缺失，他们回到社区后无人看管，重复犯错率非常高。

　　对此，有专家建议，将较为严重又不至于刑事处罚的校园暴力加害行为纳入收容教养制度。同时，加大对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力度，进一步发挥工读学校作用。在海口等一些城市，已建立的“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中心”被认为是有益的尝试：不良行为青少年将被强制入校接受教育培训和矫治，相关培训对象也包括其家长。

　　目前，我国的两部相关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均偏重于对青少年权利的维护，多倡导性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规则。但由于程序原因，要从立法层面解决这一问题，又需要比较漫长的过程，因此，“对现有的法律进行适当的条款修订，不失为现实和便捷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