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上海世博会青年周请来世界名校的学生与中国学生零距离交流，让外国学生惊讶的是，很多中国学生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开场白几乎一模一样：“我教你一首中文诗吧！”

　　这是主办方老师为一名中国学生提供的例句，却几乎成了所有中国学生的“标准答案”。几个在场的外国学生差点儿以为，初识教人学诗是一种“中国礼节”。

　　在世界名校的学子面前，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不能不让人焦虑。

　　“像我女儿这样的中国学生，过于听话，几乎没有了好奇心。”来自杭州的王刚陪女儿与外国名校学生交流，女儿口语不错，却沉默寡言，他反倒成了谈话的主角和翻译。 

　　一直在现场旁观的美国犹他州大学教师鲁宁深有同感。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凭出色音乐才能留美教书的中国人之一，在他看来，创新就是音乐的“生命”，但具备音乐“生命”的中国孩子并不多。

　　“我见过的中国孩子，弹琴的技巧都很高，手指动得比老外快多了，但不懂得创作。他只知道节奏准确、不出错就是好的，但实际上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追求感动的力量，你要有感觉，然后才能去创作。”

　　鲁宁在美国从事了20余年钢琴教育，在他看来，与很多美国人都明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相比，中国孩子显然更愿意听从老师的指派。

　　美国高校的老师并没有那么权威。犹他州大学大四学生派翠克听说要“完全听从老师的话”，瞪大眼睛，坚定而惊讶地摇头。在他看来，挑战老师的观点是很平常的。

　　与派翠克同行的计算机系研究生瑞恩干脆把全校各专业的教授都当做“研究工具”。他的学习方法是，先听各类讲座，正反面的都听，听完回宿舍上网查资料，选个感兴趣的课题研究，遇到困难再找与之相关的教授指导。

　　“我需要帮忙时才找老师，任何老师都可以通过电话和E-mail找到。他们就像一盘菜，我自己选择吃什么，选择自己需要的营养。”瑞恩说。

　　这种学习习惯，瑞恩从上大学开始就已经养成。在他们学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最大的不同就是—读本科时资料和观点由老师提供，研究生阶段任何信息都得自己找。

　　和这些学校相比，国内高校对“创新人才”的追求要强烈的多。

　　中德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刘宁(化名)回国后，特地来上海世博会参观德国馆。谈起中外创新教育理念的差异，他深有感触：在德国，工科主要是为了培养工程师，并不刻意要求创新，而中国则强调理论创新。

　　比如，写硕士毕业论文时，德国的大学在公式、参数方面要求很严格，论文只要做好即可。在中国，参数、公式无所谓，而论文却不能仅止于“做好”，答辩时必须提出某方面的创新点。

　　“可是，哪有这么多创新点呢？强制性提出要求，创新就显得勉强，逼着学生在理论上抄袭或重复。”刘宁说，这种论文能通过，是因为中国答辩不像德国人那么“一板一眼”，台下坐着的老师有时不一定很了解论文的背景，也“愿意相信自己的学生”，因此创新“满堂红”。

　　他告诉记者，德国的科研很注重实践，导师都是先在高校里有所成就，再去企业深造，然后回到高校。“理论如果能应用于生产，解决工程难点，大家就很满足。”德国在制造业的领先地位，正是在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中完成的。

　　而一些中国高校的学生和导师，距离实践很远，加之科研经费不充裕，“做项目”可能就沦为赚钱的手段。“那些真正涉及科学前沿问题的项目，不仅要花很长时间，也挣不到钱。所以，除了一些有实力、有科研经费的‘大拿’，没人去做真正能够创新的项目。”刘宁说。

　　刘宁认为，中国想要创新的欲望远强于别国，却恰恰提供不了好的自主创新的土壤。现实的无奈是，“中国高校有时整个院系的运营都要靠这类项目来支撑，教授们靠自己的人脉或攀上企业才能获得项目机会”。刘宁说，要改变这种现实，不是靠呼吁、靠发几个文件就可以做到的。

（记者 白雪 龚瑜 王烨捷 黄冲 世博会注册大学生记者 胡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