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短期实现腾飞不是梦

　　纵观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虽然历史悠久，但其顶尖大学的发展都有一个腾飞时期，使一批大学在较短时间内步入到了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高等教育在短期内实现腾飞不是梦。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高等教育强国，其研究型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典范，在全球各种大学排行中都名列前茅。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虽然起步于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化运动，向德国大学学习看齐，发展研究生教育，实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但是，其真正腾飞和全面崛起是在二战之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黄金年代”。

　　在二战期间，美国进行了雷达研制、原子弹研制、固体燃料火箭研制和无线电引信雷达研制四项重大军事研究项目，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潜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尤其是在雷达和原子弹研制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推动了政府对于大学科学研究的新认识。1944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给当时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局长万尼瓦尔·布什写了一封信，提出在现在和将来，政府应该怎样帮助大学的科研活动？怎样发现和发展美国年轻的科学人才？怎样使将来的科学研究能够继续确保持与战时工作可比拟的水平？布什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研究，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

　　《科学：无止境的前沿》在三个方面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在短时间内实现腾飞。

　　第一点是加强政府对于科学进步的责任，“科学进步确实是政府的重要利益。没有科学进步，国家就不可能继续繁荣；没有科学进步，就没有提高公民的生活标准和增加工作机会的希望。”美国联邦政府开始直接资助大学的科学研究，巨额资金如潮水般涌入了大学校园。

　　第二点是在加强科学研究的同时，注重人才的培养。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说：“在整个科学领域的每一个部分，‘科学’二字要应用适当，关键的因素是人。在所依靠的人才方面，10个二流的人不能代替1个一流的人。”研究型大学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致力于科研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前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给美国人和西方人带来巨大压力，于是他们也想学习前苏联科教体制和高等教育体制，设立独立的科研院所系统，把基础科学研究及研究生培养交给科研院所。但是，经过认真考察和研究后，他们感到虽然科研院所在应急研究和攻关项目方面有着研究型大学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在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培养人才方面，还是研究型大学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大学不仅有高素质的教师，更有一批年轻、充满热情、创造欲望强，创造力处于顶峰，并且具有可塑性的青年研究生队伍。他们参与导师和学校的科研，学习的不仅是知识，更是研究的经验、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研究型大学开展基础研究，不仅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有助于人才培养，研究生是提高国家科学技术竞争力的主要力量。因此，一度想模仿前苏联建立独立的科研院所系统的美国放弃了原计划，转而将研究任务交给了大学，促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研究生教育的飞跃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第三点是重视基础研究。布什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基础研究政策将决定国家科学的未来。19世纪，美国在机械制造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就是利用英国、德国、法国的基础研究来促进美国技术进步的结果。到了20世纪，基础研究成了技术进步的源头，“一个依赖别国新的基础科学知识的国家，无论其机械技巧如何，也会逐渐降低其工业进步的速度，逐渐降低其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地位。”美国不能再依赖欧洲的科学发现作为技术进步的基础，应该在研究型大学发展基础研究。由此，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许多研究成就成为世界最尖端的科学领域，研究型大学也成为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机构。

　　实现腾飞重在创新文化

　　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也是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黄金时期，已经有较好基础的中国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完全有基础有能力在未来20多年经过努力奋斗，实现既定目标。

　　步入腾飞时期的中国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应该借鉴国际经验，扎根中国大地创造非凡伟业，除了各大高校提出的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高峰计划、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外，还要形成符合创新规律的学术文化与学术评价机制，建设有活力的、宁静的创新文化环境。有活力体现在对于学术的热爱和热情以及青年人才的成长上面，宁静体现在对于学术的执着和自信，孜孜追求而不浮躁。这样的创新文化鼓励自由探索，激励年轻人才的成长，激励成长型进步，其中以下几点值得思考和关注。

　　一是鼓励自由探索，重视基础研究。在科研与教学结合的条件下，在文理的各个相关学科领域进行自由探索，求真、求知，探求真理是高校的一大优势和特色。在重大科学问题上实现从跟踪到原始性创新的转变，必须广泛深入地开展以揭示客观规律为目的的自由探索，最大限度地发挥师生的自由想象力、本质直观能力和假说推演能力，以取得若干原创性的突破。这是提高原始性创新能力和学术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和源泉，也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重要途径。一流的基础研究是高技术转化的必要前提。我国许多应用研究和核心技术突破不了，根子还在基础研究薄弱上。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科技政策委员会曾将基础研究分为由没有明确的、纯好奇心驱动的、旨在探索科学原理的纯学术研究，和由商业用途激发（尽管明确的产品或工艺用途不得而知）的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当前，我国高校科研中的商业利益导向过于浓厚，教师过多考虑了研究的商业价值与转化功能，做了太多的能够快速产品转化与商业开发的研究和试验发展，不太愿意做枯燥的基础研究，与高校的角色产生了错位，注重好奇心和无任何商业目的的纯学术研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如何资助与支持自由探索式的基础研究，一直是国际难题。美国科学家、教育家科南特曾抱怨“大学正在为赞助者们进行太多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研究’，而不是由科学家们自己决定的‘无私’的研究，这种状况是由于人们关注研究的动机和研究的路线，而不关注研究自身的特点所形成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研究”对于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但是对于基础研究而言，自由探索对于创新具有绝对的优势。

　　二是致力于科教结合，激励青年人才培养。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巨大的人才优势和创新潜力，以高水平的研究提升高校的教育质量，以高质量的教育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增强。2015年，我国在校研究生对于国际高水平论文发表的贡献率达到34.03%，平均每篇高水平论文中有34.03%的贡献可归功于在校研究生的科研工作，这表明在校研究生在国际高水平论文发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才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尤其是博士人才培养更是促进学术创新的关键，是高端人才储备的前提。一流的基础研究需要依托于一流的基础学科。理学和工学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目前，我国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中理学所占比例，都低于工学所占比例。反观美国近40年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变迁，美国授予博士学位中，计算机科学与工程所占比例不断上升，但一直低于自然科学与数学所占比例；硕士学位中，计算机科学与工程所占不断上升，且一直高于自然科学与数学的比例。博士教育重基础学科，硕士教育重应用学科，这是美国学科结构的一大特点。博士生教育、硕士生教育的目标任务相差较大，博士生教育应以培养学术性人才为主，重视基础性、理论性人才的培养，而硕士生教育则应着力培养高层次通用型、应用型人才。从有关数据分析看，我国博士生教育和硕士生教育的学科结构存在高度的雷同性，即一个学科的硕士生规模与博士生呈现同比例及同比例增长关系。这种雷同性没有体现出不同学科专业对于不同层次人才需求的差异性，也没有体现出博士和硕士人才培养的不同目标要求。这就要求博士生教育与硕士生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有较大差异，博士生培养应该集中于基础性、理论性学科，而硕士生应集中于应用型学科。

　　三是改进评价体系，培育创新文化。目前高校存在科研评价制度不健全、评价体系不完善，评价方法不规范等问题，导致了学风浮躁、急功近利，出现了“平庸的出色”“成功型失败”等现象，即表面看来成果很多，评比也很出色，但是创新不够、潜力不足，离原始创新差距较大。要真正实现成长型进步，必须以评价为导向，培育创新文化，营造追求真理、献身科学、鼓励创新的学术环境，引导教师形成实事求是、潜心研究、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学术评价虽然近年来有较大改进，但还是过于强调表观的量化指标，往往以发表SCI、EI、SSCI、CSSCI收录论文的数量和发表杂志的档次以及承担项目和研究经费的数量等作为评价的主要依据，重表面形式轻实质评价。专家评议制和声誉制度不完善，影响了评价工作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人才项目过多并且评审与评价均存在一些问题，“帽子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师科研的急功近利和短期化，导致了大量的“短平快”研究成果，制造了“学术泡沫”。评价过频过繁，一些高校还将短期内的量化评价指标简单地与科研人员的待遇、奖励等挂钩，既不符合科研发展的规律，更给广大教师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因此，需要改革为评价而评价、简单量化、“一刀切”的科研评价方式方法并减少评价频次，力求科研评价做到数量与质量相结合，建立注重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的、以质量为导向的、分类评价的研究评价体系，改进评价程序和办法，扭转学术界存在的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等行为。（作者：李立国，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