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改变世界的理论或者发明都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
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时候一定想不到,在这个被后世称为物理学的第二个大奇迹年里,他提出的那个美妙简练的质能方程竟然一口气将人类带入了核能时代。
1956年夏季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会议上那些提出“人工智能”概念的年轻科学家们也想不到,尽管受到算力、算法和大数据的种种限制并经历了研究热潮的“三起三落”之后,AI依然仅仅用了60年的“进化”就击败了人类最顶尖的围棋选手,并在2016年掀起了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热潮,至今方兴未艾。
1969年阿帕网(ARPANET)的缔造者们自然也不会想到,这个当年的军方项目几经迭代演化走进寻常百姓家之后,竟然衍生出了一个继陆、海、空、天四个疆域之外的“第五疆域”,但这个提法明显已经远远落后于科技发展的脚步,因为已经有科学家在网络空间进行“测绘”。
当IPv6能给地球上每粒沙子分配一个IP地址的时候,如果我们将现实中的位置、动态轨迹甚至文化属性等内容,比如在某个地址上的活动、音乐、书籍都映射到这个虚拟空间中,互联网无疑就成为了呼应现实世界的完美“镜像”和“平行宇宙”。
然而,这个由人类亲手开天辟地所打造的广袤无垠的虚拟世界并非世外桃源,事实上,由于摆脱了国别等物理空间的束缚,被现实法律和道德约束的行为或者其他问题在这里实施起来更加方便、隐蔽和肆无忌惮。
互联网治理的概念应运而生,虽然它出现的时间比较晚,但却已经成为当今互联网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和亟待解决的重大命题之一。
全球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据相关媒体报道,2019年10月21日,在中国举行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网络安全技术发展和国际合作论坛上,被誉为“将互联网引入柬埔寨第一人”的柬埔寨电信管理局主席莫阿·查克利亚对去年11月发生在该国的一次大规模网络攻击记忆犹新。
当时,柬埔寨的EZECOM公司等多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遭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DDoS攻击,攻击数据流规模高达每秒150GB,致使网速变得非常慢,许多交易不得不终止。据EZECOM公司发布的通告指出,该公司先后两次遭遇大规模DDoS攻击,就连高端预防DDoS攻击设备都难以应对。
莫阿·查克利亚认为,柬埔寨正处在数字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日益严峻的黑客网络攻击,他们还需要在网络安全的专业服务等方面提升竞争力。各国应加强政府间合作,建立合作机制,增强彼此间互信,从而在网络攻击事件发生时,可以更高效应对。
互联网名人堂入选者戴夫·法伯提醒与会者,在互联网发展进程中,还需应对很多技术挑战,未来的挑战将更加严峻,要激励研究者进行网络安全方面研究,找出相关解决方案,并推动国家、相关组织的有效合作,创建一个稳定、安全的网络空间。
会上,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理事长王秀军指出,随着新技术、新应用的不断发展,网络安全新风险、新挑战日益突出,网络安全形势日趋严峻,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他建议,要积极推动网络安全技术创新发展,推动网络安全产业做大做强,推动构建开放、公正、透明的网络空间国际环境,增进网络互信。
其实,从全球范围来看,像柬埔寨这样受到网络攻击的例子并不在少数。由于互联网已经与很多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人民生活无缝连接,因此网络安全已经成为悬在各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这还仅仅是互联网治理所涉及的一部分内容而已。
互联网治理亟待加强国际合作
关于互联网治理的定义,近年来全球学者提出了不少观点,甚至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由于互联网治理包罗万象,很难对其做出让所有人都认可的精确定义。
2005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突尼斯议程中提到的“有关互联网治理的工作定义是由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通过发挥各自的作用制定和应用的,它们秉承统一的原则、规范、规则、决策程序和计划,为互联网确定了演进和使用形式”,被认为是针对互联网治理的比较权威性的解释。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郭丰等专家提出,需要对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性、复杂性和动态性有充分的认识。
第一,互联网发展涵盖技术、文化、法律和政治等诸多方面,相应地,互联网治理议题也更加繁杂。
第二,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互联网业务的移动化、社交化、融合化、平台化,无不深刻影响着互联网治理的发展变化。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旧的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第三,参与互联网治理的不同主体有着不同诉求,也导致了互联网治理的复杂性。
第四,网络病毒、垃圾邮件、黑客攻击、网络诈骗等互联网问题的全球化和复杂化,使得单靠一国或一方的力量远不足以应对。
目前,最受关注的互联网治理议题包括关键互联网资源、技术标准、网络隐私/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流动、电子商务、网络安全等。
这个看法与今年年初到访清华大学的APNIC主席Paul Wilson不谋而合。APNIC作为全球五个地区性互联网注册机构(RIR)之一,主要负责亚太地区互联网号码(IP地址和AS号码)的分配管理及相关政策制定,开展互联网相关技术和政策知识的教育培训等。
Paul Wilson不仅是APNIC的常任管理人员,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担任重要角色,还在推动美国政府将互联网的管理权移交给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与互联网国际化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Paul Wilson认为,互联网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与自然生态系统有些类似。自然环境处于一个变化的状态,人类生活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诸多改变和破坏;而互联网环境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它是一个由许多网络构成的巨大网络,就如同自然界的生态扩张一样。
同时,互联网也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整个地球生态中如何让每一个成员共同发展、互相制约并保持平衡,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创造一个和谐发展的环境,是人类需要共同探讨的话题。
他提到,互联网目前拥有很多标准,任何人都可以实现这些标准,却不收取任何费用,因此互联网是面向大众开放的。互联网要保证开放、协作、互联的任务,但是同样需要管理,政府与民间机构在其中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非常重要。
如何通过良好的手段、机制与方式实现互联网治理,让互联网更好地发展,从而促进人类共同进步,将是他们一直关注的主题。
互联网本身的条块分割加大了治理的难度。在今年7月25日亚太先进网络组织APAN(the Asia Pacific Advanced Network)第48次大会上当选新一届APAN主席的清华大学教授王继龙认为,虽然互联网强调开放互联,但在网络管理和治理方面基本还彼此孤立,几十年来不同管理域之间的协同方式进步很小,也就是从互发邮件到互发微信。
他希望自己在任职期间能够最大程度上加强APAN各国在互联网管理和治理方面的协同,在这方面取得的任何进步都会极大提升整个互联网治理的效率。
事实上,互联网领域国际合作正变得越来越迫切。一方面,人类生活、经济发展对于互联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另一方面,互联网领域的技术鸿沟、数字鸿沟逐步扩大。
同时,互联网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受到各国关注,比如假新闻、网络犯罪,甚至利用网络怂恿、支持、引诱恐怖活动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各国合作来解决。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中国智慧”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互联网获得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曾多次在国际场合阐释中国的治网主张,中国治网模式赢得各方高度评价。
尤其是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专门提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和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
其意义不亚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智慧,也是在新时期处理互联网世界关系的指导思想,为网络空间国际交流与合作指明了方向,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也对全球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具有重要的方向性意义。
第六届互联网大会发布了重要成果文件《乌镇展望2019》,该文件就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进程形成了五项共识:
一是信息通信技术加速融合创新,跨越数字鸿沟面临新的挑战;
二是全球数字经济活力充沛,发展政策和监管规则亟待完善;
三是网络文化繁荣发展,文明成果交流互鉴有待深化拓展;
四是技术演进伴生安全新风险,非技术因素日益改变全球网络安全格局;
五是网络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国际治理亟需重建信任体系。
针对当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关注的热点问题,《乌镇展望2019》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应对思路。例如,在互联网治理方面,国际社会应认真考虑在联合国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协作的有效机制。各行为体应共同参与,提升治理责任,完善治理规则,重建开放合作的信任体系,协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无疑,这需要世界各国的充分参与,相互配合。
今年是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诞生50周年,也是中国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25周年。作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成果之一,互联网发展的大幕才刚刚开启,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变革才刚刚起步。
基于互联网带来的技术与应用的融合、创新、突破和提升,人工智能、物联网、5G、IPv6、数据技术、区块链等技术潜能将竞相迸发,必将进一步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未来的经济形式、文化形态、社会结构,因此我们应该对于互联网治理更有信心并积极参与其中。
正如习近平主席致今年举行的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所强调的: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勇担发展责任,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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