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辞世的季羡林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散文家。但鲜有人知，他也是一位自然科学爱好者。他曾在一本书中写道：“我们从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该学一点科学技术知识，能够精通一门自然科学，那就更好。”

　　季羡林的广博与虚心，令与他接触过的很多晚辈们十分钦佩。

　　苗东升20年前与季羡林结缘，是因为他的一本模糊数学专著。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以前对文科不感兴趣，也不认识季羡林。直到有一次，北师大一位同行告诉苗东升：“季先生有篇文章，里面对你的书评价不错。”苗东升才注意到，季羡林的确好几次提到他的研究。

　　“大概因为我的书里涉及了语言学。其实我的专业和季老十万八千里。但他视野很开阔，兴趣非常广。”苗东升于是给季羡林去信。很快他接到了季羡林的电话，邀他去北大朗润园的家里。

　　这是1990年代初，苗东升登门拜访了至少三次，跟老先生谈天说地，当然也聊模糊数学。苗东升感到，跟季羡林交谈“特别舒服”。一方面，季羡林没有一点架子，语气平等，又关心人；另一方面，这位老人思维敏锐，苗东升回忆说：“他不是就数学论数学，而是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我从他那里受到了启发。”

　　“他对模糊数学的把握非常深，”苗东升说，“尽管数学方面的细节他不可能全懂，但他对思想层面的理解是很准确的。”几年后，苗东升的一本纯理论性著作《系统科学辩证法》碰到了出版困难，季羡林得知后要走书稿，看过后推荐出版。

　　“无论是关心模糊数学还是系统科学，他都有文化方面的考虑，”苗东升说，“比如他认为，相比西方语言，汉语有模糊学的特征，因此有独特的优势。”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金吾伦也曾与季羡林交往。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末，我写了一本书《物质可分性新论》，主要从科学上质疑‘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我认为‘无限可分论’是机械论的一种表现，当时有很多争论。我的一个朋友是季老的学生，因此季老也听说了。后来我跟他通信，他同意我的看法。”

　　金吾伦记得，后来与季羡林一起开会，他们还兴致勃勃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几年后，在一篇谈东西文化的文章里，季羡林引用了金吾伦的观点后，写道：“金吾伦同志这段话，言简意赅，用不着我再多加解释了。”季羡林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大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相信“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为二；而东方文化注重综合，合二为一”。他十分注意自然科学所能提供的论据。

　　“在人文学者中，像季老这样重视自然科学的非常少。”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中心教授刘华杰说。他也曾去朗润园季羡林的家里做客。“那是1995年，我刚博士毕业，来到北大。季老看了我写的混沌方面的书，就叫我去家里聊天。8月13日和20日，去了两次。”

　　“他不懂物理学细节，但他对思想和结论的把握比较准确。”刘华杰说，“他是反对还原论的。混沌学发现科学有整体特征，他对这一点很敏感。”

　　季羡林对科学新动向的关注也令刘华杰印象深刻。“那时有一本书叫《混沌》，是美国《纽约时报》的科学记者写的，他也完整地看过。他跟我谈话中，还引用了吴文俊为《九章算术》写的序里面的话。”

　　据刘华杰回忆，季羡林这样对他说：“我个人很注意科学动态，在德国时，我专门去听普朗克的演讲，那大概是他最后一次作报告。”

　　季羡林曾经写道：“不管你探究的范围多么窄狭，多么专门，只有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你的眼光才能放远，你的研究才能深入。”

　　苗东升与季羡林和钱学森都有过交往，他评价说：“季老和钱老与一般人不一样。他们不仅在自己的专业有成就，而且对其他学术领域了解也很深刻。文理兼通，有自己的意见。这种境界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