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丁仲礼4月16日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发表演讲时指出，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性被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高估，发达国家在减排方案中给发展中国家设下了“陷阱”。

　　丁仲礼发表的演讲为《气候变化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他分析指出，发达国家在减排方案中设计了一个巨大的“陷阱”。在该“陷阱”中，逻辑起点是温度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高敏感性，然后导出增温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接着产生2度阈值的价值判断，450ppm的大气二氧化碳目标浓度是其逻辑延伸，随之得出约800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最后的逻辑归宿是“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无硬性指标”。

　　“这样的结果导致发达国家不足15%的人口却获得约40%以上的排放权。”丁仲礼说。

　　而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就是发展权。

　　丁仲礼认为“温度对二氧化碳浓度存在高敏感度”这一论点很不确定，主要原因在于：数值模式的可靠性低、气候记录短、气候系统没有系统观察资料，并且许多自然过程具有不确定性。

　　丁仲礼指出，不能偷换概念——二氧化碳减排问题不等于环境问题、地球问题。他认为，没有二氧化碳就没有光合作用。地球历史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一直处在变化过程中，地球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二氧化碳浓度都要比现在高。二氧化碳不是污染物，“如果照他们的理论推，我们每个人都是污染物”。对于中国来说，节能减排的对象不应该是二氧化碳，而是二氧化硫、大气粉尘、废水等。

　　丁仲礼认为，目前国际上推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方案都是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其中主要的7个方案都没有考虑历史上各国在实际排放上形成的巨大差异。这7个方案分配给发达国家的未来排放权，都比给发展中国家的更多，这将压制发展中国家正当的发展权利。

　　他认为，今后在排放权分配上，应该遵循的原则是：由于历史上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为保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今后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比发达国家更多的排放权，而不是相反。

　　丁仲礼认为，中国在长期目标上须有承诺，不承诺就会被妖魔化。他建议我国作出这样的承诺：中国到2050年，力争把人均累计碳排放控制在发达国家1975年已经达到的水平之下；同时在1990年到2050年期间，力争将人均碳排放控制在发达国家同期排放量的90%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