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坐在地上，看到苹果落下来，可以写出一个地球引力公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办公室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书多，一个是桌子多。有专门办公的桌子，也有专门会客的桌子，桌子都不大，但都很实用，在一间屋子里可以完成各种工作，节省了他不少时间。

　　路甬祥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他思维清晰、缜密，对全局问题把握得很透，高屋建瓴。此外，在谈话中他总是喜欢用数据和事例说话，好像他大脑中有一个可以随时调用的资料库。这也许是科研一线出身的科技官员的共同特点。

　　作为中国最高科学机构的掌门人，他的身上并没有那种让人敬而生畏的感觉。相反，他的声音饱满洪亮，富有亲和力。在记者的感觉上，路院长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科学家，而不是一个官员。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路甬祥提出“必须把中科院办成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办成全国人民的科学院”。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科学院建院之初，就形成了'民主、科学、爱国、奉献’的传统，国家对于科学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科学家有责任担当起更多的历史职责。”

　　他还指出，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在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当中关键是科技现代化，到2010年前后，中国应该初步形成国家创新体系。到2050年，中国应当全面实现科技现代化，科技总体水平“保守估计，也要居前三位”。

　　科学不再是个人行为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中科院的院长，我们就从科学家谈起。今天的科学家和过去的科学家有什么不同？我们现在对科学家的评价体系似乎更注重科学家个人发表的文章，你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路甬祥：从实际来看，科学发展到现代，已经不是一个科学家、发明家的个人行为，已经成为社会化的系统工程。不光是新的科学知识，新的发明创造，它需要传播，需要转化，需要产业化，才能真正变成推动社会进步的物质力量，真正转化为生产力。而且科学的创新过程，技术发明的过程，都是一个社会协同的过程，社会支持的过程，是跨学科协同的过程。当然科学家的创造精神还是重要因素。

　　牛顿坐在地上，看到苹果落下来，可以写出一个地球引力公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真正要做科学研究，要有一整套的研究、产业的基础来做后盾。现在要创新，一定要建设一个国家创新体系，一定要有一个体制上的保证，一定要有投入的保证，一定要有政策方面的保证，还要有好的社会文化和舆论氛围的支撑，才能够有整体上好的效果。

　　科学家要探索新现象，新知识，新规律，当然要把他的发现结果和研究过程公布出来，发表文章是必由之路。但我也说过，并不能以发表论文的多少作为科学家的评价条件。一项科学成果是否重要不仅在于发表，还要由科学共同体和历史来判断，最终还是要看它对人类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文明进步的贡献有多大。

　　《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知道国家刚刚制定了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七次，那么这次规划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路甬祥：这次是在一个新的形势下，面向新的发展阶段做的一个科技规划，从一开始就是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目前这一规划纲要已经通过审议，即将进入贯彻执行阶段。

　　什么是我们新的形势呢？那就是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六位，经济社会发展确定了2020年再翻两番的目标，世界的科技又继续突飞猛进，中国也已经融入了国际经济的主流当中。

　　我们以前因为外部的环境不好，只能够一边倒，寻求苏联的帮助。现在是在开放的条件下，不光是明确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经济的实力和发展的目标和那时候都不尽相同。到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再翻两番，就是四万亿美元左右，那时候，可能至少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所以，这次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影响会更深远，意义更重大。

　　《瞭望东方周刊》：据说这个中长期科技规划特别强调创新。

　　路甬祥：是的。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在未来15年，中国要基本完成向一个创新型国家过渡。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廉价劳动，以市场换技术，换资金，从经济体制上允许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调动国内各方面的力量发展起来的。我们经济总量很大，但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掌握的核心技术不多。

　　虽然我们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例这些年有比较大幅度的上升，但这其中大部分是来源于外资企业，外资的独资企业，外资的控股企业。所以无论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提高国际竞争力跟我们国家的发展后劲来看，我们都有必要对经济增加的模式有一个逐步的转变，转变到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转变到依靠自主创新方面，真正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