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道德就是科学技术健康、迅速发展的最重要保证。在中国科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光召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提到，未来5年中国科协将制定《科学家行为准则》，显示了中国科技界对维护科学道德的决心和重视程度。就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六届科协副主席，曾为国际科学理事会科学伦理道德委员会成员的胡启恒院士。

　　记者：目前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整体道德水平如何？真是如某些媒体所说“降低”了吗？

　　胡启恒：我国拥有一个庞大的科技工作者队伍。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勤恳务实、任劳任怨地工作着，为国家科技进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长期工作在西部、边远或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克勤克俭，忠于职守，乐于奉献。若说“整体”道德水平“降低”，必须有相应事实的量化调研和翔实数据作为依据。若不做深入调研，不做具体、量化的分析，贸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恐怕有失偏颇，本人不敢苟同。

　　记者：但是，目前我国科技界确实暴露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是什么？

　　胡启恒：一些违反科学道德事例的出现，一方面要从社会整体环境中寻找根源。首先，我国目前的政策体系主要着力点是鼓励快出、多出成果，从政策、舆论到科技立项的评审、成果评价，奖励和激励制度等等环节，大多打上了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烙印。

　　其次，我国科学评价体系过于紧密地与政府资源联系在一起。例如一个人在科技上一旦有了成就，社会地位、政治地位马上就可能得到提升，成为社会知名人士，随之而来就是物质待遇的相应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评价很难做到相对独立和客观。

　　现在的科学批评和问责出现两方面问题，一是科学界内部的批评和质疑开展不够，缺乏民主，坦诚相见的风气；另一方面，往往又不够严肃，一旦出现问题，还没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就被公开炒作，或者不尊重科学研究本身的规律，进行缺乏充分事实依据的批评指责。这正是科学群体独立评价功能减弱的表现。我认为应该创造更好的环境，还科学一个独立的、冷静的评价空间。另一方面，科技队伍中确有一些意志不坚定者，本身的品格缺陷，被外界环境诱发而产生的问题。这是他们本身存在问题，决不能全归罪于环境。

　　记者：那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解决这些问题呢？

　　胡启恒：环境的改善是关键，现在想到的，至少可以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要改革科学评价方法。应该建立完善的国家科研项目资料档案。对于“973”、“863”、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项目，相关国家部委要建立真实、准确、共建共享的项目档案，全面、系统地记录项目从评审到立项、完成情况、评价情况、历次评审参加者的主要意见，项目执行人作出的承诺和执行过程中的表现，经费申请和分配使用情况等信息。建立项目档案是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责。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诚信档案，能促使承担和评审项目的科技工作者都更加严肃、认真、自律，更加珍惜自己的声誉。

　　第二，应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国家科研经费使用监察制度。主管科研项目的政府部门，设立监察员，或监察办公室，受权进行常规化的受理投诉和质疑，及时按照授权范围和法定程序进行调查，向主管项目的部门报告。前一阶段的汉芯事件，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过去了很多时间，主管部门才做出回应。当然，有关部门最后采取的果断处理，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产生了好的效果。

　　第三，应该提倡学术界独立、严肃的批评制度。长期以来，科技界也存在当面不说背后去说的现象。事情被媒体炒出来后，如果调查不实，对当事人损伤很大；即使调查属实，也不能及时解决问题。我认为遇到这些情况时，科技界应先在内部实事求是地把事实弄清楚，不要让媒体过早地、无必要地介入。

　　第四，相应学术组织应尽可能在成员中开展道德自律的讨论，并在讨论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家自律公约。周光召主席提到的《科学家行为准则》是科协可以考虑制定的科技界整体概念上的行为准则；但各个学科领域还会有自己的一些特殊性，所以也可以考虑制定相应学科领域自己的行为规范。当前，我国已经有一些全国学会制定了学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实际上就是各领域科技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标准。科技工作者加入相应的学会，就应该遵守学会制定的行为准则。这样会有利于营造出互相监督，共同维护良好形象的氛围，帮助科技工作者抵制一些有损科技工作者形象的活动，并强化严格自律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