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大学毕业生即将面临的严峻局面已经引起多方的关注，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也开始出台。政策的出台无疑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从长远看，不探究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大学所受到的就业难的困扰就无法彻底消解。

　　说到大学生就业难，往往容易归结到前几年的大学扩招。但现在看来，大学扩招只是造成如今大学就业难的直接因素，扩招背后的行政主导才是关键。

　　行政主导对大学管理以及大学生就业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人才培养的思维方式上。最近，《文汇报》记者针对“我国航空航天专业人才缺口上万人，核电人才缺口每年上千人，材料专业人才一毕业就被一抢而空，即便是金融风暴背景下，高层次的金融人才，也依然处于稀缺状态”向大学的“业内专家”求解答案时，专家指出：“人才培养本身就有‘滞后性’，培养周期又相对较长，因此，高校的人才培养必须密切关注国家重大投资建设的发展方向，力求‘快半拍’”。业内专家的“快半拍”较之“滞后性”显然前进了一步，但“缩短培养周期”意味着要调整大学四年的学制，为社会需要而实行“速成班”式的办学，这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式的思维。更重要的是，它仍旧是被动地、局部式地应付。

　　当下中国的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的主要问题就是只注重单向被动地应付。自上而下的大学评价标准中对就业率的要求让大多数高校领导在备感压力的同时，也使大学中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盛行。有识之士的有关教育家执掌大学的呼吁之所以显得理想化，是因为大学的行政体制正在争议声中日渐加强而不是慢慢削弱。在这样的行政主导的体制下，连“戴着镣铐跳舞”的精神也因为稀少而难能可贵。

　　在大学中，行政的过于强势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科研创新能力的下降。而科研创新能力的下降又影响到人才培养上，单一、苍白，陈旧、落伍成为其特征。用人单位之所以对大学毕业生充满了怀疑，就是因为大学毕业生既没有实际的动手能力，而且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也与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研究生）的期望和想象差得太远。

　　依靠行政主导来解决市场需求问题是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的遗产，将它运用到市场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当下中国社会中只能是被动地、单向地应付。因为行政主导与市场需要之间永远不可能协调。而被动地应付社会需求，让大学穷于周转、捉襟见肘。大学所需要的独立性、自主性无从产生，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也无从培养。我们一方面在高调提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方面却在政策上、在实际中把大学变成职业培训基地。这种集体无意识式的矛盾，归根结底，还是对大学及其存在价值的认知不足。

　　大学就其本质而言，引领时代、传承文明是两个基本点。要彻底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化被动为主动，就必须将这两个基本点加以恢复、强调和凸显。因为没有哪个用人单位会拒绝从引领时代、传承文明两方面都非常出色的大学中毕业的具有较高人格修养、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毕业生的。

　　我们喜欢说做强、做大，现在的大学已经够大了，关键还是要“做强”。这个“强”，不是行政级别的上升、校内行政官员人数的不断增加，而是真正在学术上和文化上对社会产生良性的影响。若要达此目标，逐渐摆脱行政主导、精兵简政应是一个基本方向。而要加以实施，只有通过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

　　此处无意提倡大学对其学生进行“大包大揽”式的管理，这是大学所不应也不能够做的。但是，注重学生权利的维护，让他们自我管理，以获取实际经验，更重要的是提高其责任心、义务感和团队精神，应是大学力所能及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学校是一个社会，学生（当然也包括教师）在这样的社会中学习民主经验和公民品德。而只有民主地学习，大学才能更像大学，才能引领时代、影响社会，也才有她的社会价值和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